商周的青铜器铭，到目前为止已集万件以上，铭辞最长有近五百字者。内容涉及了王室祭典、封建、军戎、礼制、官制、土地制度、商贸、教育、侯国间关系、历法等等，对研究商周社会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文字等极为珍贵，人们把它们称作埋藏于地下的典册。但是我国学者真正认识这部分资料的价值并对其展开研究则始于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其间历元明竟几绝其绪，到了清代，才获得振兴，出现不少铭文研究的专家，然而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却有限，进入二十世纪后，其研究才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百年来硕果累累，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1.资料的整理和著录。从刘心源1902年刊行《奇觚室吉金文述》，到1937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下称《三代》）出版，三十几年间有十多种重要著录书问世。其中著录成就最卓者为《三代》，收商周器铭4800余，集当日所见金文拓本之大成。五十年代后期，于省吾出版《商周金文录遗》，录补《三代》失收器铭616号。六十年代，陈梦家出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收铜器照片845号，铭文500多号，至此，金文资料的著录已大体完备。进入八十年代，开始编纂“集成”，将诸书资料萃于一编，有台湾严一萍编辑《金文总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收铭文拓本超过八千件、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83），收铭文拓本、影本、摹本近九千件。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册，1994年出齐，它收录了自今所能见到的全部商周金文，数量达万件以上，其资料之丰富，体例之完备，印刷之精美，均为其它著录书所不能比，代表着青铜铭文著录的最高成就。 2.工具书的编纂。1925年，容庚出版《金文编》，它是我国于本世纪编纂的专门收释青铜铭文形体的第一部工具书。此书后来几次修订，1985年出了由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第四版，正编收2420文，重19357文；附录上610文，重866文；附录下1351文；重1132文。成为当时汇集铭文形体最多，释字最具权威性的唯一大典。1994年，陈汉平出版《金文编订补》（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董莲池出版《金文编校补》（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了匡正，董书还增补了一部分形体，正编195文，附录46文。二书是使用《金文编》时很有用的参考书。1995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所收字形均由拓片剪贴影印，下附铭句。并对构形做出说解。这两部书外，重要的还有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文索引》、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张守中《中山王璺器文字编》等。 3.铭文的考释和研究。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先后刊行，这两部书在铭文的研究上，成就超越前人。此后把这一研究推向前进的是王国维。王氏的主要贡献在铭文训释方面。他的《生霸死霸考》，通过对金文中月相辞语的研究，创立了“一月四分说”，影响极为深远。他的《散氏盘铭考释》、《盂鼎考释》、《毛公鼎考释》、《商三句兵跋》等等也都义据精深，创获颇多。他提出考释文字和通读铭辞的“六项原则”（见《毛公鼎考释序》），对后人启发甚大。他的《释
》是金文疑难字考释的可喜收获。三十年代初，郭沫若在日本印行《两周金文辞大系》，用他创立的标准器系联法断代，把所选162件西周王臣器分系于十二王下，又选东周诸侯器161件，以同样方法分归三十二国下，逐件考释研究，着重阐发与古代社会历史有关的材料。由于作了分期分域，遂使原先杂乱无章的器铭成为一套有科学价值的系统史料，把金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时代。郭沫若之后，到七十年代，研究队伍扩大，取得的成果众多，仅论文就达七、八百篇。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是唐兰、杨树达、于省吾。唐兰曾于三十年代末著《古文字学导论》，建立起古文字学的科学体系，提出考释古文字的四个方法。以此为指导，唐兰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如论文《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永盂铭文解释》、《何尊铭文解释》、《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历史》等等，对铭文研究有深刻影响。杨树达从四十年代初才开始研究铭文，他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字学、训诂学、古汉语语法学等功底，历十年而成《积微居金文说》七卷，后又成《积微居金文余说》二卷，共收论文381篇，解说314器，以跋语形式专讲那些争论最多、最难解的辞语，“析疑释滞”，成为代表世纪水平的铭文考释与研究的成果之一。于省吾研究古文字，强调既要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又要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字形间的纵的关系，反对没有充分根据地任意考释古文字。他的金文考释，解决疑难形体时即循此原则，从字形分析入手，字形落实之后才进而研究其它，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释蔑历》、《读金文札记五则》、《墙盘铭文十二解》等等。除以上大家外，今人李学勤成果亦甚丰，著有《新出青铜器研究》，收考释研究性论文四十余篇。还有一些论文收入《李学勤集》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成果。七、八十年代，学者们对一些处于铭中重要位置而又长期得不到确识或长期误释之字的考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