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上）

      我和方有国写的《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就要出版了（此书为中华基金资助项目，今年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因为体例所限，有些话不能在书中多说，于是决定写这篇文章。这里打算谈五个问题：一、“六书”和“三书”；二、汉字的发展和划分阶段的依据；三、秦代“书同文字”政策的实质；四、比较文字学的方法；五、研究汉字史的意义。

      一、“六书”和“三书”

      “六书”是研究汉字一向必须熟悉的问题，也是当代文字学必须弄清楚的一个根本问题。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先列出六书的名称，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才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书做了简略的解释，并举出例证。从此六书就成为历代文字学家研究汉字构造的标准框架。有的人至今深信不疑，有的稍加修正。但至今尚无定论，成为汉字学中一个重大的疑难问题。

      从比较文字学的观点看，许慎的六书说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

      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许慎对汉字的构造勾画出了六书的框架，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他对于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的解释，比欧洲学者要早一千六七百年。法国学者对埃及象形文字、假借字的研究，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初见端倪。近代大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还把形声字和会意字混而为一，不知二者的区别。从这一方面看，许慎的“六书”说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六书”说有好些缺点。第一，同拼音文字比较，汉字的造字方法的确比较复杂，不像拼音文字只用几十个拼音字母单纯记录词语语音，只用一种方法。但是也不会竟有六种造字方法。第二，他把象形、指事、会意分列为三种造字法，其实这三类应合并为一类，这三类都是表形字。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用写实的手法表形；指事字“视而可识，察而可见”，是用象征的手法表形；会意字“比类合谊，以见指”，是用较繁复的象形法表形。这三类字实际上都是一类。事物有具体抽象之分，因而手法也同中有异。具体之物如“人、马、竹、木、山、水”之类，可以直接描绘，就用写实法。“上、下、一、二、三”等，无法用写实法描绘，就用象征法。繁复的事物，如“武”字从止从戈，“止”象“趾”形，“戈”是武器，用以表示荷戈出征的意思，这就是“武”字的本义，“林”字、“森”字用两木（树木）、三木表示树林、森林义，都是会意字。可以说是个会意字，但用几个小点表示秽物，因而又有人说它是会意兼指事。许慎并没有在《说文解字》中一一注明某字属某“书”，在解说中有时也说得极含混。清代的王筠，在《文字蒙求》一书中，曾用六书（转注、假借除外）对所收字一一加以分类，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类。例如，象形字中有“以会意定象形者”“以会意定象形而别加一形者”“兼声意之象形”“似会意之象形”“全无形而以意声为形者”等小类；指事字中除“纯体指事”外，又有“以会意定指事者”“即意即事者”“兼意兼声兼形者”“省象形字以指事者”“形不可象变而为指事者”“借象形为指事者”“亦借象形为指事而兼意者”等小类。名目烦琐，令人发笑。其实这不完全是王筠的过错。归根到底，“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本来就只是一类，这一类字是从远古的记事图画演变而成的，其共同点是用表形法（描绘事物的形状、形态、特点）记录词语。在造字方法上当归为一类，不必分成三“书”。这三书合而为一同形声、假借两“书”并列，才属于一个层次。假借字只用其音，不用其形，是表音字，形声字兼表形和音。汉字的造字法也只有这三类。

      清代的文字学家已经发现了六书说的缺点。戴震首先提出四体二用说，认为造字法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类；假借和转注两者是用字法，不是造字法。这个说法影响很大，很多大文字学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现在看起来，他把转注排除在造字法之外是正确的；但是把假借也加以排除，认为不是造字法，则是很大的错误。其次，他没有提出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应该合并的问题。

      近代文字学家第一个提出“三书”说的是唐兰先生，他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六书”传统，提出“象形”“象意”“形声”的三书说，可以说是汉字学领域内的一次大胆的革命性新说。他的破旧立新之功在学术界已有定论。但一种新学说往往带有某些缺陷。唐先生的“三书”说也有两个缺点：一是“象形”和“象意”这两类字难以区分。实质上是把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合并为两类，这两类都是表形字，没有本质差异。第二是把假借字排除在外。在汉字中除掉表音的假借字，是个很大的缺失。假借字不但在古汉字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现代汉字中也还保留了两三百个。不承认假借字是汉字造字法的一种，就不可能对汉字的性质作出科学的说明，也不可能对汉字体系做出全面的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思考，我在1957年提出了汉字发展三阶段的“假说”（见《文字训诂论集·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中华书局1993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新的三书说，认为汉字的造字方法有三种：一是表形字，这是继承远古人类记事图画的方法造出的文字。一切古文字如埃及古文字、苏美尔文字以及云南纳西族的象形文字，都有大量与汉字手法相同的表形字。第二种是假借字，假借字就是借音字，用一个表形字表示一个同音词，只用其音，不用其形。这是文字脱离表形的束缚向表音文字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变化。例如，甲骨文的“其”字本象“箕”形，本义当为簸箕，却借为“其雨”“其风”的虚词“其”。“西”字本象鸟栖巢中形，是“栖”（棲）字初文，但古代文献都借用为东西南北的西。这种文字，在古埃及文字、苏美尔文字中也大量存在。法国学者十九世纪破译出埃及碑刻中的一些借音字，给这类字取了rebus（字谜、画谜）这么个怪名字。其实就是许慎说的假借字。第三种是形声字，这是兼用表形、表声方法造成的字。这种造字法在埃及古文字和纳西文字中都有，但是为数不多，只有汉字发展成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文字体系。人类创造文字，也只有这三种方式：或表形、或表音、或兼表形音。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既不表形也不表音的约定俗成的符号。例如数学上的+（加）、－（减）、×（乘）、÷（除）等符号，使用汉语的人读作加、减、乘、除，使用英语、俄语、日语的人，各有不同的读法。这类符号不是文字，只是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