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法研究百年之历史嬗变 具有现代意义的、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肇始于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百年来汉语语法学追踪世界潮流，完成了由语文学向语法学，由传统语法学向结构主义语法学，由结构主义语法学向多元语法理论，其中包括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并存、互补的历史嬗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回顾百年来的发展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十九世纪末叶，随着西学东渐，具有维新思想的学人马建忠“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论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写成《马氏文通》，开了独立的、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文通》的诞生是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它不是从字义上诠释经传，而是从虚字、实字、句读等方面说明经传，在汉语言学史上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文通》问世以后，评家峰起，褒贬悬殊。评价《文通》必须注意两个背景，一是“共时”的历史背景，一是“历时”的语法研究史的背景。例如，《文通》说：“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旨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此话一直为人所垢病。在今天看来，人类语言语法的共性不仅不是谬误，而且是我们认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把握这个对象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换个角度看，即使在当时，《文通》也并不是只有模仿，没有创新。马氏发现了汉语特有的助字，发现了汉语的“介字”和西语的不同，他把传统的成说加以改造，融汇了句读之学、虚词、语序、省略等多方面的语文成就。因此，《文通》不是舶来品，把它说成“模仿之作”是有失公允的。 《文通》问世以后，各种语法著作叠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文法》成书于五四时期，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白话文语法著作。把白话文从“不登大雅之堂”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文法》本身也是用白话文写成，所以深受读者欢迎，几十年盛行不衰。从《马氏文通》到《新著国语文法》，研究对象由文言转向白话，研究方法也从词本位转向句本位。《文法》把句子分为六大成分，然后依据在句子中的职务划分词类，以句法控制词法。“句本位”不是静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是从整体中看个体，从动态中看结构，显然这对于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更为合用。 汉语语法学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暴露了因模仿西洋语法忽视汉语特点而造成的削足适履的缺点。三十年代后期在上海开展的“文法革新”讨论，便是一场矫正机械模仿之弊端，倡导独立研究之新风的学术之争。这场争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法革新的口号，要求“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较深入地讨论了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一线制和双轴制、划分词类的标准、析句的原则、语和文的分合等，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为摆脱模仿，进行独立的研究，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四十年代是汉语语法研究的第一个丰收年代，涌现出一批足以引以为豪的语法著作，主要有：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5)，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这三家语法体系的共同特点是：都借鉴西方语法学的理论而不是语法学的体系；都主张详尽地占有汉语语法材料，发掘汉语语法的特点；都普遍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纵向（古今）或横向（中外）的比较，寻求古今中外语法的相异之点。因而，它们的中国化的程度都比较高。除了共性之外，三家语法系也有明显的个性。王力的两部著作既有规律的描述，又有理论的阐释，互为参证，相得益彰。吕叔湘的《要略》分为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包括了“从内到外”（意义到形式）和“从外到内”（形式到意义）两个方面的描写，语料丰富，表达精细。高名凯的挠跋欤瑣汉语语法研究开始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其标志是赵元任的《国语入门》(1948)和丁声树等人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1953)。这两部著作的问世，预示着汉语语法学进入结构主义时期。 《国语入门》根据词的组合能力来划分词类，根据结构关系来划分造句结构，还区分了简略句和完整句，注重分析简略句（后来通称为“零句”），反映了本书的口语特色。《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以形式作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从形式到意义，把语法形式归结为分布环境、位置先后、层次结构等，把语法意义归结为功能位置意义、句法结构关系、施事、受事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结构主义语法学是传统语法学的对立面。《入门》和《讲话》成功地将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汉语分析，在语法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的视野拓宽了，思路变换了。此后语法学界所进行的一系列专题讨论，如“汉语词类问题”讨论、“汉语主宾问题”讨论、“汉语单句复句划分问题”讨论，都是在结构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冲击下发展起来的。 五十年代是传统语法向结构主义语法过渡时期。一方面，传统语法在教学和研究领域里还有着强大的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结构主义语法从形式特征、层次分析等方面入手，向传统语法的意义、范畴、中心词分析法发起了冲击。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开始探索把两种语法结构起来研究的新途径，代表人物是胡附、文炼。 1955年胡附、文炼出版了《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书中既不同意传统语法以意义为主要标准的研究方法，也不赞成结构主义语法纯以形式为标准的研究方法，而是主张在传统语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吸取包括结构主义语法在内的新的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尽力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此外，《探索》还对形态学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应该按照汉语的特点找出自己的形态，这就是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能力，即方光焘的“广义形态”。《探索》的“兼收并蓄，熔于一炉”的思想，既是理论，又是方法。任何一种来自国外的语法理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都必须接受汉语事实的检验，而不能生搬硬套。同时，汉语语法学也必须吸取多种理论营养的滋养，“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探索》作者的这种兼收并蓄、融汇贯通、为我所用的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三个平面的理论，影响了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