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这里所谈的舆论监督，多是就其狭义来说的，指运用传媒对各种腐败现象、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的监督。 提高新闻媒介监督腐败的自由度极其重要 改革的实践证明，加强舆论监督，从改革一开始，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无论何时都应该是紧抓不放的。原因在于：其一，我国的政治体制不怎么讲究分权制衡（这是由我们新旧国情决定的），因而我们对付权力腐败的办法不很多。其二，市场经济带来人们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利益多元化，容易产生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其三，我们绝对不能幻想，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各项环节的改革大体完成以后，才去提高新闻的自由度，强化对腐败的舆论监督。这是行不通的。腐败盛行，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可能葬送改革的成果，甚至会使改革事业半途而费。 鉴于上述三点，提高新闻媒介监督腐败的自由度，一直是极其重要的。 新闻媒介的运作特点，也使它适宜于担当监督重任。一是新闻媒介的运作具有及时性。传媒抓到“蛛丝马迹”，就可以及时亮出，然后穷追不舍。日本的很多贪污、受贿案就是由传媒发现线索及时报道而暴露出来的。二是新闻媒介的监督具有公开性，常使搞腐败者来不及遮掩，就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公诸报端之后，就能引起全社会的注意，知情人就可能有勇气向新闻媒介和司法机关披露内情，提供证据；而腐败者的幕后疏通打点活动也容易被阻断。 但是我国媒介在这方面的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怕“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后来主要是怕“诱发动乱，影响社会安定”。所以我国媒介的净化社会的功能仍然是靠正面宣传。80年代，我国媒介在端正党风中进行了强化报纸批评的努力，以批评“渤二号事件”、“商业部长吃客饭”等名篇见诸报端，后来又在反“官倒”中发挥了监督作用，都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社会主义报刊从来就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即使在1989年以前，批评报道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可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将这场风波归咎为报纸反“官倒”的报道登得太多。于是乎，“舆论监督搞多了会诱发动乱，影响社会安定”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占了上风。其后几年中，在“正面宣传为主”（这个口号本身是正确的）的名义下我国新闻媒介的批评报道大为减少。 去年，一位研究生对人民日报1993—1997年期间的批评报道作了抽样调查。根据科学抽样的方法，从5年的1825天的报纸中抽取420天的报纸，共得批评报道1082篇。发现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报道的对象是以现象为主（不涉及具体的人或单位），占半数以上（53.2%）。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比较少，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而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 而批评报道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 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很少。 在人们千呼万唤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近几年中央电视台的舆论监督有所加强，它的《焦点访谈》节目成了全国人民爱看的节目，因为这个栏目的一个个批评专题都很有力，切中时弊。《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也因舆论监督搞得好而广受读者欢迎。 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强调舆论监督。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他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记者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证人民更加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让他们更多地通过新闻舆论对政府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西方有些东西也可以借鉴，如新闻舆论监督。”1997年2月5日，李鹏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说，“我每天看《焦点访谈》，大家都爱看这个节目。”1998年11月他在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还谈到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和新闻自由等问题。朱镕基1997年春天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讲话中，更是多次称赞《焦点访谈》。1998年秋，他还专门视察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1998年初以来，我国新闻媒介对腐败的人和事的揭露和批评明显增多，舆论监督的力度逐步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新闻媒介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可信度有了提高。 可是，也有一些人受陈陈相因的观念的影响，对舆论监督疑虑甚多，对加强舆论监督喊得多，决心小。有人甚至要求《焦点访谈》这个节目也要以正面报道为主。 正是那些由来已久的妨碍舆论监督的旧观念，使我们在1989年以后，错过了一个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契机。在一次社会能量大释放以后，我国继续实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一深得民心的政策，社会必然会经历一段较长的安定时期。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继续进行并大力加强对腐败现象的舆论监督。即使有些人认为那次风波与报纸批“官倒”、反腐败的报道和言论多有关，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发必要的文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改变读报习惯，让大家明白在报纸上揭露腐败乃是报纸的职责，也是世界报刊的通例，我们的人民自然也会习惯，而且会欢迎媒介增加对腐败的揭露，不会因此把社会看作漆黑一团，相反，会由此看到党和国家与腐败作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