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为政府教育决策提供咨询意见，上海市教育学会、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和《教育发展研究》杂志编辑部，于1999年3月23 日联合召开“教育制度创新——公立学校‘转制’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会上，北京“十一”学校李金初校长结合自己办学的经验与思考，就公立学校转制问题发表了意见。现将发言的主要观点整理编辑成文，以飨读者。 一、公立学校转制实验的起因是什么？ 北京“十一”学校1952年建校，已经47年了。这所学校原是“中央军委子弟学校”，由周恩来总理批准设立、聂荣臻元帅命名的。 学校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进行办学体制改革。 当年5月8日，正式提出“五自主”：一是自主筹集办学经费， 二是自主招生，三是自主聘用人员，四是自主员工工资分配，五是自主教育、教学改革。 “五自主”里，包含着我们对教育体制改革的三大认识： 一、资金匮乏是“穷国办大教育”最突出的问题。解决经费投入问题，必须解决投资体制。 二、中国的学校没有什么办学自主权，上级领导——教委主任实际上是总揽一切；因此，“千校一面”，没有什么特色。管得那么细，能有特色吗？体制改革要找到一条使校园真正成为拥有办学自主权的、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道路。有了自主权，就能办出自己学校的特色。 三、教育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决不是仅仅为了收钱，这种认识是一个误区。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优秀人才。 以上所说的实际上涉及到三大问题：投资、管理、质量。 从宏观来看，从长远来看，低投资必然带来教育的低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教育高投入不一定换来高质量。钱多了，学校一定能办好？不一定！中间还有一个“管理”的环节。高投入只有通过高水平管理才能获得高质量，也就是说，“质量”是“投入”和“管理”的函数。这个关系必须搞清楚。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实施了“五自主”的办学体制改革。“五自主”其实哪都是纯粹自主的权力啊！实际上学校高度自觉地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其中教育、教学试验改革自主也需要，因为完全按照政府的那一套来搞，学校的特色还是创不出来。 二、上海的教育经费投入够了吗？ 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穷国办大教育”是一个基本情况。我们的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少得十分可怜。教科所的研究人员讲了好多情况，谈了好多资料，说上海的钱（教育投入）最多。这没有问题，上海是全国第一。但是上海的钱跟发达国家的钱比一比，多了吗？去年年底，我去了日本，了解到：日本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是我们的40倍，4万多亿美元，我们是1万亿美元的水平。日本的人口是1.2亿， 我们是12.5亿，是他们的10倍。所以他们人均是我们的40倍。东京中小学教师人均月工资是80万日元，约为5万人民币。在中国， 上海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数字？可以肯定，全国平均绝对达不到。即便是达到了，日本也还是我们的40倍。 我特别强烈地希望看一看他们学校的办学水平，我们“十一”学校究竟差多少。我到国外考察世界上的名校，发现教师学历水平最低的一所学校，硕士生和博士生占62%，最高的一所学校达到92%。我们差很远。要办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相对于这个水准，投入的资金恐怕连上海也还是比较缺少。当然，上海在全国绝对是优越得很，发展非常快，而且政府也非常重视。 三、教育已经脱离了经济发展，为什么？ 一、就全国来讲，办学体制的改革，不仅仅包括公办学校的“转制”，而且包括创立纯民办的学校。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上的而不是管理上的。例如，把学校转制，说起来是解决自主权问题。依我看，新加坡的“自主学校”是政府给钱办的，办得特别好。“自主学校”实际上从管理上解决了自主权问题。解决自主权不一定要转制。转制的学校还毕竟是少数，但公办学校就不准备给它自主权了吗？这说不过去。实现办学自主权不一定要转制，当然，转制可以加速实现办学自主。 二、办学体制要改革，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另一个是分配结构的变化，再一个是消费结构变化了。这三个深刻的变化，要求教育结构必须与它相适应。不相适应，就是教育脱离经济，是教育滞后，是教育拉经济的后腿。这是基本的原理，谁也无法否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民办中小学教育究竟有多少？中小学可怜得很，大学更甭说。有资料说，全国民办中小学加起来有3500所；在全国70万所中小学中占0.5%。 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几乎没有打破。这能叫改革力度大吗？这种体制结构与经济完全不相吻合，教育怎么推进经济的发展？“文革”以前，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完全吻合的，把原来的私立学校都变成公有的了，所以完全吻合。“文化大革命”期间，乱了，甭管他乱，乱有乱的吻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的转折，经济拨乱反正，教育拨乱反正，科技拨乱反正。但是拨乱反正的方向却不相同。经济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所以经济越搞越活。教育也拨乱反正，但侧重于政治上平反，推翻“两个凡是”，这是小平同志伟大的功绩，我们都从“臭知识分子”上升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当时的口号是：“回到17年”。就是回到计划的体制上去，所以这些年大家的“责任心”越来越强，“计划性”也越来越强。很明显，从那个时候开始，教育和经济脱离了。经济在往前迈，而教育往后看。试想，教育改革不在体制上下功夫怎么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