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人文教育思想，是本世纪初束缚在文化传统之上的神圣“道统”光环消褪之后，以理性智慧和人性之美重建精神家园的一次教育学尝试，是其学贯中西的人文学养在教育学上的一次厚积薄发的梳理和展示，是其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格在教育领域内的挥洒和彰显，也是他以生命深情地拥抱教育而结出的文化硕果。 一 传统价值失落之后，文化何以立足？这是青年王国维最为关注的问题。 1904年，满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等人起草的《奏定学堂章程》，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王国维敏锐地觉察到了文化只是这个章程的政治目的的附庸和工具。他针对这个章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在精神，及其浓郁的功利主义文化态度，在1905年至1907年的三年间，就人文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价值观体系。 “癸卯学制”在大学文科的课程设置中不设哲学课程，以“理学科”取代之，且“所谓理学者，仅指宋以后之学说，而其教授之范围亦限于此”（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554页。），王国维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政治功利性的“根本之谬误”（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642页。），它不仅表现在大学中对传统文化教授内容的政治性取舍，而且也表现在对西方人文学术及其文化的隔膜和无知，其症结在于“以哲学为无用之学”（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644页。），这样一种以现实的非文化功能来衡量、判断、剪裁文化的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 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之间具有高度的整合性（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265页。），受其浸润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就会从“世界观”、“方法论”即意识形态层面上来理解文化。本世纪初以来西学的大量引入，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其特点在于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都从属于自然的秩序并能通过科学方法来控制和认知，因为它们仅是简单的自然物质并按照确定的科学规律运动”（注：〔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这样一种独断论文化价值裁定。“唯科学主义”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以物理学、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现代形态知识来论证社会进化的合理性，替代了以天尊地卑、阴阳变化、中央四方的传统形态知识来论证封建制度永恒的合理性，其中的反封建的进步性质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为实际之国民”（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645页。），中国文化的“世间”、“乐天”、“实际”、“通俗”（注：《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431页。）的实践理性精神特征，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生存压力下，对西方现代型知识的引进，总是急于寻找一种医治中国社会百病的总药方，很少有形上价值追求的理论旨趣，因而与“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的西方文化大异其趣：“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造成了“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的两种功利主义的学术态度。王国维以严复将"Evolution"译为“天演”为例，指出“天演”与“进化”相较，后者更切中其英文的本义。（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严复独创的“天演”，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译”：第一，他将赫胥黎仅仅在宇宙过程的方法和结果层面上使用的“进化”，夸大为物竞天择的“天演”，认为它是宇宙发展的根本机制；第二，严复有意略去了进化中必然出现的退化及周期性循环的内容，使“天演”成为一种“由简入繁，由微生著”的单向的时间之轴，是一种“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线性发展，强调过程的断裂性，否定过程的连续性，从而为“自强保种”提供一种社会进化论依据，这“是一种急于求成的实用倾向”。（注：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读书》1991年第12期。）王国维在1905年就敏感地觉察出这种不无片面的理论倾向的症结在于过分讲求文化的“ 实用”价值，可谓独具只眼。 这种倾向于文化发展有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学理层次上的不利，由于缺乏抽象思辨和条分缕析“穷究之”的理性传统，使学术眼界局限于具体方面和实用层次，“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这是因为在抽象学理层面上和“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缺乏“抽象与分类”之科学理性的文化传统，造成“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30页。）的客观结果，使文化总也摆脱不了工具的命运。 其二为文化价值观念层面上的不利。学理上的实用倾向不仅表现在“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这样一种缺乏悲剧体验、难以从世俗功利中超越出来的“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8页。），塑造出世俗层面上的功利主义的生活态度，而且形成了中国“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文人“无不欲兼为政治家”以求通达，否则“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化价值观及其与之相应的文化人格： 未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为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学术，尽管很快就完成了由传统型知识论基础向现代型知识论基础的转型，但是根深蒂固的功利性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仅没有得到扭转，文化学术中“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注：《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433页。）的实用倾向，反而因政局的动荡有所强化。王国维对实用型文化价值和依附型文化人格的批判，表明他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不仅理解为知识类型的进化，而且更将其基础定位于文化自身价值的独立和知识分子个性的自觉之上，在当时就显示出他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理解的过人之处。无独有偶，13年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也有同样的感触，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科技文化方面，而且也突出地体现为“哲学美术（学）”等人文学科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形成了一种“惟重实用，不究虚理”，于“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的狭隘治学态度，这种不明白“救世经国必以精深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反而“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的近代文化价值观，“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造成，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待于“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这样一个前提条件的出现。（注：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10页。）扭转功利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认为重新确立民族文化基础，冀求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建立文化自身的独立价值，学者独立的文化人格为前提，就成为王国维人文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