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抱怨是我们所熟悉的：教育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相关甚弱，神秘的方法论与难懂的术语将教育学研究装扮得高不可攀（注：Peter Woods,Inside Schools:Ethnography in Education Research,P.1,Reprinted 1991 by Routledge.），教育学远离教育实践者生活的日常性与复杂性。教育学的命题来自相关学科的知识母体——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别的理论旨趣，而与教师的真实关怀甚少相关。相应的另一种说法为教育学的学理研究甚弱，教育学已成为别的学科的次殖民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在日益庞大的科学知识产业中，教育学未能作出一门成熟学科所应作出的值得称道的贡献。教育学走入困境，两耳不闻窗外沸腾的教育实践，一心只做圣贤题，但从选题到内容、到方法，纯学术的策略导致的是理论生气的匮乏，是对实践的乏善可陈。教育社会学、尤以人种志研究为甚在作一种新的努力，它企图跨越理论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教育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之间日益加剧的鸿沟。 一、实证主义的局限与生活世界的回归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道明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的精髓。“思”成为人类认识世界与建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同时“思”也划定了人与世界主客二分的严格界限。人类如同苏醒的青年，从中世纪的种种桎梏中挣扎出来，“我思”在赋予人类长足前行能力的同时，也孕育出人类向外积极征服的乐观精神。作为主体的人在把握对象化的客体时运用的是理性，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假借勘天役物之功，在越来越深远的现象界中打上人类的烙印。科学的方法论不仅可以了解自然界，也可以思考人的“存在”。孔德就在此背景下提出“社会学”，孔德的“了解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的名言，突出了科学的目的，使社会学成为科学界的新皇后。孔德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倡导者，为了尊重孔德，在社会科学中将这种研究策略称为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传统导引着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它确信：社会科学的兴盛以排斥形上思辨的哲学为前提，社会科学只有根除哲学思辨的“前科学”时代，向自然科学靠拢，才能一日千里，气象万千。社会科学执着于与人文学科的森严界限，将科学化视为学术品质的标高，以物理学为学术追求的典范，数学作为主要的工具，用“归纳法”、“假设—演绎”的方法找出如同自然界中“因果律”般的“规律”或“模式”。 数字是实证研究最可信赖的符号，统计学也成了社会科学的规范工具。统计学的法则在处理巨大的数量或漫长的周期时有效，是工业社会所建立的认知方式。统计学的核心术语是平均、中项、众数、偏离等，统计的本质是将人的一个特定属性放在人群中，视其位置在哪儿，譬如：人的智力商数，智商130分意味着比平均人的智商高出30分，这样可以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指标。与之相连的疑问是：人的任何特性都是可以用数字来量化的吗？测定出来的数字可以用来作比较吗？在数量化的统计中，人独一无二的个性如何彰现？将数值中的众数视为“常态”，以此常态构建的“理想型”，不符合常态的便是“偏离”，这种施虐于人的主体性的统计学遭到了谴责。在将数字的常态转化为人的常态的同时，也意味着将统计上的正常性转化为生活中、伦理上的正常性。这样一个由常态所营造的社会，期待着每一个社会成员表现出一种特定的行为，遵循各类规则，这些规律与行为趋向于将社会成员“标准化”。排除一切自发性与创造性，平均化、平等化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这是一个大众的、匿名的社会。 哈贝马斯指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失在于两点：科学统一方法论的独断；事实与价值，理性与决定的二分（注：参见陈伯璋著：《教育研究方法的新取向》，南宏图书公司印行，民国七十九年三月增订版，第36页）。实证主义无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差异性，认为只有科学方法确切地说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客观的知识。在实征主义的框架下，研究者祛除价值判断，采取标准化、可量化的工具，研究过程符合科学客观的程序，所得到的知识有两个特征：“去时间化”(detempiralization)与“去脉络化”(decontextudization)。“去时间化”意味着通则性，能跨越时间而反复出现，“去脉络化”意味着普适性，能跨越具体的情境而反复出现。加芬克尔提出疑问：用科学理性来研究并不具有科学理性特征的、由日常生活态度支配的实践是否可能？实证主义方法论是否存在将“日常生活态度”的人偷换成的“理性选择”的人之嫌？社会科学在此确立的学术规则中，以“科学性”牺牲“社会性”，抽离了丰富的社会情境与真实的生活内容，其建构的理论缺乏必要的解释力与说服力。 实证主义导引下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派以生物学“有机体”这一概念比喻其社会观，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实体，一个有机体，肯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先地位；将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看作是完成整体的基本构成、满足整体需要的必要条件；以“常态”和“病态”强化了“功能需要”的观念。功能主义追求模式，主张量的研究，认为只有通过分类、测量和统计的方法，才能把握社会最根本的性质，强调“宏观社会分析”的首要地位，功能主义所持的社会稳定的保守态度在扭曲社会学精神的同时也将自己陷入泥潭中。 悬置认识上的二元纷争，回到日常生活中，回到实践中，是解释论取向的社会科学家对实证主义主导下宏观社会学所走入的死胡同的异军突围。以生活世界为意义基础的实践活动冲破了从维柯至狄尔泰及至当代人文主义者对“自然——人文”所作的二元划分，在实践逻辑，即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重建了统一。“生活世界”源自胡塞尔，指我们个人与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且具体的环境。正如鱼必须生活在水中一般，理性乃至科学世界的温床是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生活世界。回到生活世界即现象学的精神，现象学的真实精神是面向事实本身进行创新的精神。现象学家希望现象学能日渐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同数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普遍方法一般。 如果说是现象学将“生活世界”提到方法论意义上，那么是知识社会学身体力行地将研究推入日常生活。知识社会学最突出的旨趣即为走出书斋，走入日常生活中，走到大众的街头俗语中探寻何为真实？人如何认识？社会学家与其它群体的人们彼此之间是怎样创造并维持客观世界有一个真正本质这样的假设？知识社会学所分析的正是实体社会性建构的过程。知识社会学确信：将社会集聚在一起的并不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共同定义、利益联盟等等，而是人们明显与不明显的创造社会秩序的假定方法（注：乔纳森·H·特纳著，吴曲辉译：《社会学结构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