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政坛上，陆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十八岁登进士第，二十六岁那年德宗即位，就诏对翰林，拜为学士。贞元八年（790年），他年仅三十八岁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唐王朝已过了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还未得到恢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已大大削弱，经济出现了每况愈下的景象。为了挽救危局，重振唐王朝昔日的辉煌，许多文臣武将从不同角度为德宗出谋划策，陆贽是这些人中最有见识的代表。 陆贽的思想比较丰富，历朝历代对他的评价较高。如宋代苏轼说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注：《苏东坡奏议集》卷13《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因此对陆贽思想的研究在今天仍很有意义。中唐政治家对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特别看重，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家丰富思想的一大特色，因而本文选择了陆贽思想中关于农业的内容进行分析。 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陆贽论农业，其基点是他看到了农业是封建国家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废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因此他反复强调必须理顺农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兵者财之蠹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蹶拔矣。”（注：《唐陆宣公集》卷11《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四部丛刊本（以下凡引《唐陆宣公集》者，均省略书名，仅列卷数、篇名）。）他继承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认为广大农民是封建政府统治的基础。他又说：“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注：《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众”是广义上的老百姓，但据其实而言，主要是指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在他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民和国家关系紧密的实质在哪里？陆贽认为主要是财物上的互相依存：“王者之体，天下为家。国不足则取之于人，人不足乃资之于国。在国为官物，在人为私物。”（注：卷21《率斐延龄奸蠹书》。）就是说，国家得以存在，主要是依靠了农民的财富。自古以来，儒家“民为邦本”的学说大行其道，但往往从政治、伦理规范上着眼。陆贽也在阐述这个问题，却赋予它新的含义，把两者之间最根本的紧密关系解释为是经济因素，显然这一问题的谈论被提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 他同时又说：“夫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自古及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盖谓此也。自古及今，德义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财货可保，因以兴邦固位者，也未之有焉。故曰：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注：卷21《率斐延龄奸蠹书》。）国家必须依靠了农民的物质支持而存在，所以国家首先应注重的是农民本身，而不仅仅盯住农民的财富。陆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外壳，认为封建政府首先要重视伦理规范，但他的重伦理规范实际上仅是手段而已，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国家“利用丰”。传统思想难以启齿谈财富末利，陆贽尽管没有放弃儒家思想精髓，但却敢于把经济抬到一定的高度，抓住了问题实质，从而一步步地展开剖析，这就是他的思想比前人进步的地方。 农民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经济依存，所以农民的生活质量十分重要。陆贽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观点，他反反复复地阐述了他的“富人”思想。他指出：“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固当遂其所怀，去其所畏，给其所求，使家家自宁，人人自遂。家苟宁矣，国也同焉；人苟遂矣，君也泰焉。”（注：卷16《收河中后请罢兵状》。）国君要给农民一份平静的生活，使他们家家富裕安足，这样国家的统治也能巩固。他强调唐朝帝王的急切要务是“富人固本”，“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三》。）他强调要摆正财与人的关系，要“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人安则财赡，本固则邦宁。”（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在政策导向上必须以“富人”作为优先考虑。 陆贽得出的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结论是：“君养人以成国，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体。”（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五》。）既然是互相依存，那么“养人”、“富人”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执行。可见在陆贽农业思想中，“富人”是这一关系的关节点。 二、减轻农民负担，厘革两税弊病 唐德宗年间，是一个重要的税法变革时期。唐初开始实行的租庸调法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于建中元年被杨炎的两税法所替代。至陆贽于贞元八年为相，两税法已实行了十二年，这一制度本身的许多毛病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贞元三年“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十二月，德宗微服私访，发现农民并不快乐，“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而实行的和籴，“实强取之”。农民必须将和籴米麦“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注：《资治通鉴》卷223 贞元三年十二月。）两税颁行没多长时间，各色各样的附加税，已在不断地增加。作为宰相的陆贽，自然有必要对两税法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从总体看，陆贽对两税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是最早公开反对两税法的代表人物。 陆贽认为，天宝以后“海内波摇，兆庶云扰，版图隳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因此建中初年杨炎为了革除税法弊端而制订了两税法，但杨炎“所操不得其要，旧患虽减，新沴复滋，救跛成痿，展转增剧”，（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他列举了两税法的一些主要弊端：（1）厚敛。他认为两税法“搜摘郡邑， 劾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2）以资产定税。两税法根据资产多少决定税额，造成“务轻费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的弊端（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3 ）以旧额征税。兵兴以来，很多农民流亡出原来税额较重的地方，纷纷迁往税额较轻的地区，税额的轻重相差很多。两税法以旧税额作为征税的标准，则使轻者更轻，重者更重。（4）总杂征。大历以后，有许多临时的征收，杨炎“总杂征虚数，以为两税恒规，悉登地官，咸系经费。计奏一定，有加无除”。（5）加征。两税制定以后，曾以供军为名每贯加征二百，本是权宜之计，兵停即罢，但战争结束很长时间了，加税成了常税。（6）计钱定税额。两税法实行计钱定税额，再折征绫绢。 但现今钱重物轻，税额实际上增加了一倍。（7）召雇和市。 代役税本已并入繁重的两税，但现在又增加了以召雇为名的征役，以和市为名的科配，“其为妨抑，特甚常徭”。（8）非法之事并存。两税之外，又有折估、 宣索等非法之事（注：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上述陆贽列举的内容，实际上并不全是两税法的弊端，除以资产定税、以旧额征税、计钱定税额是两税法带来的外，其余的弊端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些常见的问题，即使当时实行其它的赋税制度，这些问题也同样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