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近代工业兴起历史背景和条件 晚清近代工业的兴起是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外力的猛烈冲击。1840年，随着英国军舰的隆隆炮声，中国国门洞开，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一次战败，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又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门户从南到北被迫完全开放，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被进一步拆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迫使北京政府，无论它多么勉强也得去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注：[美]兰比尔·沃拉著、廖七一等译：《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其次是国内社会危机加剧的结果。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促使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社会生活越来越动荡不安；另一方面，本国封建统治者又把鸦片战争失败的负担转嫁给广大群众，特别是加重了对农民的搜刮，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各地农民起义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纵横十余省，以前所未有之势扰乱了清王朝统治秩序。 第三，奕集团的崛起为晚清近代工业化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奕集团的崛起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庚申之变”。由奕主持“督办和局”开始“起家”。咸丰皇帝本意是想用奕来搪塞英法侵略者，达到“暂缓一步”的目的，同时使奕像其岳父桂良那样，陷入与外人协商而被遣责的尴尬境地。殊不知这一安排恰恰为长期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奕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迅速崛起的难得机会。正是通过“督办和局”，奕不仅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友善关系，而且将留守北京的文武官员集合在他的周围，形成以他为领袖的政治集团。在这一集团中，有受到肃顺集团排斥打击的周祖培、翁心存等滞留北京的部院大臣，更有与其政见一致的文华大学士桂良、吏部右侍郎文祥、满汉大员沈兆霖、宝鋆等人。他们和奕一样，在与西方人的周旋交际中，传统的观念和视野发生改变。文祥在对比中外政治制度时就曾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注：《清史稿·文祥传》。）1861年辛酉政变后，奕荣膺议政王大臣并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要害部门的实权。他乘机对军机处进行大改组，将原来人员除文祥外全部罢黜，代之以奕集团的成员，从而全面控制了中枢权力。奕集团的崛起，突破了以往利益集团的此消彼长的循环格局，显示了由传统统治者向近代化推进者转化的倾向，成为晚清近代工业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四，以曾、左、李为首的地方分权系统的形成为晚清近代工业的实施提供了可行性。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上崛起的新兴的政治力量。他们精锐干练，不尚空谈，和整日闲居书斋或居京悠闲做官的士大夫相比较，他们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先进性与军事威胁的紧迫性。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就曾看到过“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的“惊心动魄”，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每每念及“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常为之忧悸”（注：《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岳麓书社1987年版。），李鸿章更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的著名命题来概括并突出西方列强军事威胁的空前严峻性。与此同时，活动于其幕府内外的文化精英也有力推动了其思想的转变。未入仕时已名震大江南北的冯桂芬因咸丰十年太平军攻陷苏州而流寓沪上，上海租界的生活与通商口岸的繁荣推动他以有别于传统士绅的文化角度来观察思考时代的变化及由此而带来的新问题。他所著的《校颁庐抗议》深刻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而这部书很早便被洋务大吏所认识并赏识。曾国藩在阅后就曾击节赞赏，认为“是以通难结之结，释古今之纷”。洋务运动虽然举措众多，其要旨大致不出冯桂芬作论。时局剧变的强烈刺激与幕府中文化精英的推动决定了曾、左、李等地方大员必然走向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改革。这样，上有中央的奕、文祥，下有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晚清近代工业得以实施。 二、晚清近代工业的特征 晚清近代工业大致分为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两个阶段。洋务运动是中国最早近代工业的起步。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受到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其内部的部分开明官僚深感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自行制造新式枪炮之急迫，陆续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从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官僚先后兴办大小军工企业19个，民用工业近20个，创办资本达4500万两，雇佣工人2万人左右。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它已初步具备了机器工厂的规模。此外，洋务派还用官商合办，筹集商股等形式，建立了股份制公司，粗略具备了近代企业的雏形。与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也开始产生，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到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则把早期近代工业推向高潮。鉴于以往工业发展的经验，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压力，为顺应近代工业发展的要求，清政府调整了相关政策，把过去的近代工业由官僚垄断改为积极扶植民间工业发展，并予以法律制度的保障。《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现，标志着晚清近代工业的发展已纳入法制轨道。此外，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从1904年起，各地民办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到1911 年已达347家。此外，民办铁路公司、小型火轮公司、现代邮政已有较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