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州徽商与长崎 1、苏州与日本的经济、 文化联系（注：关于苏州与海外的经济、文化关系，目前的成果：徐吉军《吴地文化与日本》，载《吴地文化一万年》，潘力行、邹志一主编，中华书局1994年9月版， 页364 ～375；黄锡之《历史上苏州海外贸易》，载《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苏州是东南一带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虽然明初的一系列政策曾导致姑苏闾里萧条，生计凋敝。但自从成化以后，随着徽商等各地商人的纷至沓来（注：关于在苏州的各地商人的活动，范金民在其新近出版的专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 月版）中有详尽的研究。），苏州日趋繁盛，吴俗奢靡，号称天下之最。明代中叶以还，“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注：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页33。）。 这种东南地区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及至清代仍然牢固地保持着。清人金安清曾说：苏州铜商与扬州、汉口之盐商、广东之洋商以及江苏的州县，“其挥霍大半与河厅相上下”（注：《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页41～42。）。 河厅是指设于清江浦（今江苏淮阴）的河政衙门，当时奢侈之风极盛，史称“南河飞气”；扬州、汉口盐商的生活方式，史称“扬气”或盐商派”（注：参见拙文《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版；邹逸麟、 王振忠《清代江南三大政与苏北城镇的盛衰变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而铜商与之相颃颉，足见其可与盐商、河政之相提并论。 在明清时代，苏州之“苏”（亦称苏意），本身就是江南时尚的代名词。早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张翰（1510—1593）就指出：“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注：《松窗梦语》卷4《百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页70页。）及至清乾隆年间，社会上流传着“苏州样，广州匠”的谚语。所谓“苏州样”，是指苏州手工业产品式样新颖，深受全国各地人们的喜爱（注：邓淳：《岭南丛述》卷32，页10，转引自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页115。）。“本号向在苏州”，历来是商品货真价实的商店之代名词。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悉心模仿中国文化。因此，苏州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江户中期的地理学者、长崎人西川如见（1648—1724）在所著《增补华夷通商考》中，将苏州所在的“南京”（即南直隶）称为“唐士第一の上国也”；对于苏州，则状摹为“城廓民家繁荣の地”（注：《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补华夷通商考》，西川如见著，饭岛忠夫、西川忠幸校订，岩波书店1997年3月， 页73、75。）。文政元年（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江户后期的历史学家、儒者赖山阳（1780—1832）西游长崎，作有《中秋后一日，杨西亭馆，举观月会，闻西亭新娶》（注：《赖山阳全书·诗集》卷11，文政元年，德富猪一郎监修，木崎爱吉、赖成一共编，国书刊行会1983年10月发行。页232。）诗曰：“旅馆良宵且宴娱， 红灯绿酒小姑苏。对门秋柳笼烟月，忆到云鬓香雾无。”“小姑苏”亦即“小苏州”。以往常常将一地繁华比作“小苏州”或“小扬州”，这里显然是形容长崎唐馆的繁华，由此亦可折射出苏州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注：长崎寄合、丸山两町的游女“有通华音能昆曲东者”。 （《野语》卷8，转引自中村久四郎《唐音考》第2回，载《史学杂志》第28篇第12 号，1917年12月）日人武元质《琼浦竹枝词》有诗曰：“十三入馆学吴声，清客多情苦教成，婉转歌喉桃萼绽，鲜花一朵可怜生。”原注曰：“一朵鲜花，姑苏新曲。”（《诗集日本汉诗》第15卷，汲古书院1989年12月，而324）“一朵鲜花”， 当指辑于乾隆中叶的《缀白裘》打花鼓小戏中的“一朵鲜花”，日本人据此演绎成和式的“唐人踊”（唐土俗谣“九连环”），参见浅井忠夫《唐人呗ょ看看踊（附田边尚雄述〈九连环之曲ょ看看踊〉）》，载东亚研究讲座第54辑，东亚研究会1993年12月发行，东京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藏书。参见青木正儿《本邦に传入らわ る支那の俗谣》，载《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页253～265。）。 当时，虎邱山塘有嘉惠局，管日本铜务。关于苏州的对日铜务，清代中叶翁广平（1760—1843）在《吾妻镜补》中也记载道：“自康熙六十年间，定例于苏州立官、民两局。其领帑银以采铜者，曰‘官局’；其以己财、货物易铜而转售卖苏局以资鼓铸者，曰‘民局’。各造四大船，每船约容万斛，于嘉兴乍浦所开船，每船办铜千箱。……（注：转引自冯佐哲、王晓秋《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原文载《文史》第15辑，收入冯佐哲著《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页110。另，金安清《东倭考》亦曰：“一曰官局，二曰民局，皆归苏州府及总捕同知管辖。”（转引自同书，页115 ）另据松浦章《清代前期の浙江海关ら海上贸易》表1“浙江海关、 乍浦搬入货物表”，从中可见，日本的东洋铜、洋货等，都是从乍浦经苏州转往各地的。）”当时，许多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都定居于苏州，故而有“苏州铜局商人”的惯呼（注：道光《厦门志》卷八《番市略》。），而苏州亦遂与日本产生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享保元年（1716年，康熙十五年）撰成的《崎阳群谈》（注：中田易直、中村质校订，日本史料选书，近藤出版社1974年12月刊。）卷8 有“中华十五省府县等之大概”，其中的“南京”（按：指明代的南直隶，清代的江南省）条下列有苏州的物产：“小间物道具（引者按：“小间物”指妇女用的化妆品小百货）花细 绫机 木棉 锦 闪段 织物类 药 种 栉 扇子针”。江户后期的汉学者大田南亩（1749—1823）在所撰随笔《一话一言》卷21“茶膏”条中记述：“长崎より茶膏た赠る箱の中に”。“姑苏南濠南新苍底顾蕴玉秘制槿花茶膏工味精奥四远著名已久，近有棍徒将麽料混充发卖，今特刻此，庶免士商致误。”“又香囊の箱の中の纸には／不二价……”。“不二价”，昔日徽商竖立起的金字招牌，迄今在皖南的屯溪老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而且，至迟自明代中叶便是苏州的商业招幌（注：如苏州商人吴宽“亦尝与人贸易，物无二价”。转引自上揭坂元晶氏论文，页80，注（26）。）。另外，这也是长崎贸易中商人们所惯用的口号。如《明安调方记》中出现的长崎“恒兴字号”，就有“王万丰／不二价”的字样（王万丰当为商人或商号的名字）（注：《长畸县史》史料编第四，页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