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约公元前725—645年）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曾相齐达40年。他丰富的经济思想集中于《管子》（注：不少学者认为《管子》并非管仲所著，而是战国中后期齐国一部分推崇管仲的稷下学者的集体著作。但笔者认为《管子》载有管仲丰富的治国经验和学说，基本上概述了管仲的思想观点。 ）一书。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5年）是古希腊出色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经济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等。总起来看，管仲生活的年代虽然比色诺芬早了近三个世纪，但二者的经济理论基本上还是属于同时期的思想。本文想就二者均涉及到的几个重要经济问题作些尝试性的横向比较，这对于研究中、西方经济思想史，揭示东、西方经济思想不同历史源头，恐怕不无裨益，同时也望此文能起抛砖作用。 一、关于对财富的认识 管仲十分注重财富问题的研究，充分认识到财富是富民安邦和培养人们礼仪道理观念的前提条件。《管子》首篇《牧民》中就开宗明义：“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注：本文所引《管子》各分篇内容，只在引文前或后注明分篇名。）这种观点也反映出管仲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服务的倾向。对于财富的内容，《管子》中既有自然财富观，又有货币财富观。《国蓄》篇中有“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牧民》篇中也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这里所提及的五谷、桑麻、六畜等是组成财富的主要内容，储藏财富就是储藏这些东西，它们是人们生活安定和富裕的根源，反映了作者的自然财富观。《国蓄》还提到：“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戊》中也说：“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这些又反映了作者的货币财富观，说明人们看重货币，是因为它能换取衣食等生活用品。同时，我们也可看到，管仲既注重财富的使用价值，又注意到了财富的价值问题。 在关于什么是财富的问题上，色诺芬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一个人的财产就等于他具有的一切东西”。（注：本文所引色诺芬语，除另加注明者外，均见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他认为奴隶主的经济任务，就是得到更多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由于建立于奴隶制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产品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奴隶主和奴隶生活需要的，所以，色诺芬的观点反映了奴隶制自然经济的特点，符合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要求。色诺芬又进一步解释，财产是指那些“好东西”，而非“坏东西”。所谓“好东西”就是对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所谓“坏东西”就是对它的所有者有害的东西，有害的东西是损失而不是财富。那么怎样来区分“好东西”和“坏东西”呢？他说：“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他甚至认为，即使是钱，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财富。从这里我们也可发现，色诺芬不仅有了货币财富观，而且已经得知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用。 关于对财富来源的理解，管仲认为农业是生产财富的最重要部门，这也反映了他的重农思想。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土地只是创造财富的条件，只有进行耕作劳动才能创造出财富。“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八观》）。他还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基本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还有其他生产部门，如林、牧、渔、盐、矿、工等业，同样也是财富的源泉。管仲重农而不轻工商，这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管仲认为商业活动不能创造财富，只是反映财富生产的多寡，但能对生产起促进作用。“市者，货之准也，……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乘马》）。这说明管仲不仅能从生产角度认识财富的创造，而且能在流通领域评价财富，使其财富观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 色诺芬也有关于财富来源问题的探讨。他强调农业是财富最重要的来源，“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农业“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开采白银，从事商贸活动，出租房屋、土地、船只和奴隶等，也可以增加财富。他曾提出在市场附近、港口和城市“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铺，那它们不但对雅典是一种装饰品，而且也可以由此获得大量的收入”。国家还可以出租公共船只，“从这个泉源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不过色诺芬较为轻视手工业生产，将手工业归属“粗俗的技艺”之列，他主张希腊的自由民不应该从事手工业，而应该让外邦人或奴隶去做这些工作。 我们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二者对财富的认识，都包含了自然财富观和货币财富观，并且都注重于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其差别有二：首先，管仲既重视使用价值形态的财富，又注意到了价值形态上的财富；而色诺芬没有认识到价值形态的财富。其次，管仲作为齐国一名政治家，他的财富观偏重于牧民治国，是一种政治实践的哲学思考；而色诺芬的财富观偏重于价值判断，以“好”或“坏”、“有用”或“无用”等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属于认知哲学。第二，关于财富的来源问题，二者都强调农业是财富的基本来源，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获取财富的源泉。不同的是管仲除了反对“文巧”等奢侈品生产外，并不一般地反对手工业生产，而色诺芬对手工业生产采取了鄙视的态度。 二、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 管仲的劳动分工思想，主要表现于“四民分业定居”理论。管仲相齐时，曾将全国居民按士农工商分成四类，让同行业者居住一块，禁止他们相互杂居，并且要求各业子孙世代继承祖业，不得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这就是“同业相聚，父子相承”的“四民分业”政策。其实，“四民分业”理论反映了管仲的劳动分工思想。《小匡》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
，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那么，同业相聚的好处是从业人员互相切磋技艺，有利于交流生产经验，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不同业分处的优点则是可以减少相互干扰，也可避免因各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收入贫富等差别而产生不平衡心理，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父子相承和职业世袭的优势更为显而易见，后代可以利用前辈在生产技术、劳动工具和其它生产条件等方面的优势，父子朝夕相处，安心持业，也可以使弟子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具体劳动操作工序与技术，使生产技术和经验世代相传。“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小匡》）。这在当时广大劳动者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条件下，无疑是一种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