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股份合作经济在中国的农村和城镇大量生长，受到世人瞩目。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本文将主要考察股份合作经济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以期总结有益的启示。 我国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十年代的初级社，是我国股份合作制最早的实践；八十年代形式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党的十五大前后，股份合作制成为国有小企业改革的重要形式之一。 一、五十年代的初级合作社：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合作制的最早实践 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发展阶段，而初级社包含了许多股份合作的因素。初级社的基本规定包括以下几方面：（1）自愿申请加入。年满16 岁的劳动农民自愿申请经社员大会批准，可成为合作社社员；（2 ）生产要素采取组合方式，农民以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折股入社；（3 ）社员的劳动力归合作社统一安排；（4 ）合作社的生产投资计划和分配方案由社员民主商定；（5）年终收益按劳、股比例分配。 从资本形成来看，初级社强调社员全员入股（经过土改，农民都能以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入股）；从收益来看；初级社充分考虑了股金在收益分配中的地位，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入社，都可以股金分红的形式获取收益。可见，初级社在资本形成和收益分配方面引入了股份制的因素，可以看作是中国农村产生的最早的股份合作经济。 从1953年起，国家推行“一化三改”。在城镇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几百万手工业者走上了合作经济道路。到1956全国90%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加入了合作经济组织，手工业合作组织达9.9万个，社员603 万人，产值108亿元，据当年颁布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示范章程》规定，合作社要遵循六大基本原则：自愿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多种经营原则等。这些原则既与马列主义的合作经济思想相符合，也与世界各国合作社的共同做法基本相通，更切合当时我国手工业的客观实际，与今天的股份合作制亦有相通之处。 当时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农村的初级社，还是城镇的合作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后来由于我们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犯了认识上的“左”倾错误，才使得我国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初级合作社虽然只是合作化运动史上的一瞬，但已在人们心中埋下了种子。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股份制这种制度下巧妙地把初级社的因素结合进去，股份合作制便产生了。 二、八十年代形式多样的股份合作制：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农民对原有集体经济进行改革的浪潮悄然兴起，部分农民联营合作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山东周村、浙江温州、安徽阜阳、福建泉州、广东夭河等地进行了有领导、有组织的试点，80年代初股份合作制终于在农村诞生，以温州模式为代表。 80年代初，温州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它们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供销员为骨干，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成为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家庭企业内涵的扩大、资金的进一步积累，对家庭企业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内在的要求；同时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使得分散的家庭工业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日益突出。于是人们开始了几家几户集资投股、以资代劳、联合经营；继而又突破了血缘、地缘关系，实行更大的资金、技术、场地、跨所有制性质的合股合作生产经营，这样各类股份合作企业就在农村应运而生了。 1987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建立以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验区，从此温州便把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摆上了议事日程。根据有关农村合作经济的政策规定，结合温州实际，试验区确定了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以股份制方式，建立企业内部的产权制度；按照股份和合作的原则，建立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将股份制和合作制两者结合起来，溶于一体，构造一种机制灵活的新型企业制度。从87年至今，温州市先后颁发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初步建立并完善了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有了制度做保证，温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达到3.6万家，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 成为温州市国民经济的骨干。 随后股份合作制被逐渐引入城市，成为城市老企业改制的突破口以诸城改革为代表。 山东诸城市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化企业改革方面，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推行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措施，对于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企业经营机制不活、效益不高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企业亏损面大，亏损额高；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企业债务沉重，后续乏力；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职工收入水平低。诸城市委、市政府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结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经营机制未得到根本转变：一方面，由于企业没有法人财产权，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企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另一方面，部分企业承包者对国家资产承包经营期短，只注重短期效益，使得企业很难自我约束、自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