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在谈到南朝手工业成就时，往往以豫章的“鸡鸣布”作为南朝纺织业发展的一个具体例证。但对“鸡鸣布”是麻布还是绢布看法不一，并且至今还未见有人对此展开讨论。 主张“鸡鸣布”是麻布的代表人物为王仲荦先生。他在其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479页指出：“（南朝）用亚麻来织布的技术， 同样有着提高，豫章一带的妇女‘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主张“鸡鸣布”是绢布的代表人物是韩国磐先生。他在其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纲》第388页指出：“他如江州的豫章郡， ‘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这也是生产绢布有名之处。” “鸡鸣布”为麻布论者当然有一定道理。第一，南朝时期南方丝织业虽有发展，但水平远不及北方。经历过南北两朝的颜之推即说：“河北妇人织纴、组训之事、黼黻、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注：《颜氏家训》卷1《治家篇》。）。无论质量、 式样或数量，南方丝织物均不及北方，相反，麻纺业却很发达，麻布产量激增。因此，南朝的纺织业主要是麻织业。第二，“布”字在宋元之前一般指麻布，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即说“布，枲织也，从巾父声。”这个“枲”就是“大麻”。因此，“布衣”就是“穿麻布衣服的人”，即平民百姓。 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鸡鸣布”是麻布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因为： 第一，“鸡鸣布”为麻布论者在引用史料时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他们在引用《隋书·地理志》时只引用了“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而忽视了“勤于纺绩”的前一句即是“蚕四五熟”。实际上，“蚕四五熟”与“鸡鸣布”是联系在一起的，“蚕四五熟”是“鸡鸣布”的前提条件。因此，“鸡鸣布”无疑当是丝织品，而决非麻织品。 第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丝织业虽不够发达，但终究已有了很大起色。当东晋初年苏峻举兵攻克建康时，官府仅有“绢数万匹”（注：《晋书·苏峻传》。），而到东晋末年，随着丝织业的发展，以致军人普遍穿用丝织物。太尉主簿孔琳之说：“今仅从直卫及邀罗使命，或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唯一府，众军皆然”（注：《宋书·礼琳之传》。）。根据上、下文内容可知，“袍袄之属”都是丝织品。所有军人都穿用丝织物，可见丝织品产量之多了。刘宋时期，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荆、扬二州“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注：《宋书》卷54《史论》。）。到了萧齐时期，随着纺织业的发展，麻布和绢帛价格亦随之转贱，政府亦欲“市积为储”。永明六年（448年）， 政府一次就拿出钱五千万，“买丝绵纹绢布”（注：《通典》卷12《食货》。）。在丝织业发展的同时，南方也出现了一些丝织业中心，江州豫章即是一例。 第三，虽然在宋元之前，“布”主要指麻布，但有时也泛指所有布料，包括麻布和绢帛。如南朝时期，政府往往将田租、户调合称“租布”。当然，南朝户调主要征收麻布，但同时也大量征收绢帛，如刘宋政府“斋库上绢，年调巨万匹，绵亦称是”（注：《宋书·沈怀文传》。）。到了齐、梁以后，田租、户调及杂调又叫三调或三课。元朝胡三省认为，“三调谓调粟、调帛及杂调也”（注：《资治通鉴》卷138，永明11年7月癸未下注。）。这里户调明言“调帛”，当然，“调帛”中的“帛”与“租布”中的“布”一样，都泛指布料，包括麻布和绢帛。 因此，笔者认为“鸡鸣布”决非麻布而是绢帛或绢布。这种观点还可以找到一个佐证，《太平御览》卷818 《布帛部》即将“鸡鸣布”置于“帛”条下。可见，北宋史家亦认为“鸡鸣布”乃丝织品而非麻织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