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论文共有291 篇（注：本文所统计论文采自1998年1月至1998年12 月发行的中央和地方各报刊和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从数量上看，较1997年有所增加（注：据拙著：《1997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1997年历史年鉴》。1997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为253篇， 研究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史论文为79篇。），从质量上看，也较1997年有显著提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研究新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多。其研究分布，从历史时期看有后移趋势，对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有所增强，论文数目达107篇，较上年增加35%（注：据拙著：《1997 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1997年历史年鉴》。1997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为253篇，研究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史论文为79篇。）。从研究主题看，农业经济史成为重点，有关论文达54篇，占全部论文的19%。 1998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方法论受到重视 1996年，吴承明出版了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引起了经济史学界对方法论的重视。1998年陈支平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指出：“‘封建社会’是舶来名词， 与中国二千年来固有的历史称述并不相符。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为了把这种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套用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想尽了种种的论证方法，但总是不尽如人意。”他提出5点疑问：1.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下的阶级划分完全合理吗？2.地主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基础吗？3.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是对官僚专制还是对农民专制？4.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能够实行经济的高度集权吗？5.地租、赋役、利息可以用“阶级剥削”一言蔽之吗？最后，作者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农业古国，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西欧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对中国的历史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不能把中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个个地对号入座，如果完全套用西欧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就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窘境，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研究历史必须从事实出发的唯物史观的。”高德步则撰文探讨经济史的指导理论（注：高德步：《经济史与经济学》、《经济学家》1998年第5期。），指出：“不论是经济学还是经济史学，都不可能改变经济史的客观性。但经济史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史实，史实本身并不是史学，而仅仅是史学的原料，就如砖瓦沙石对于高楼大厦，仅仅是建筑材料而已。”“经济史研究重在求证，也不可偏废推理，这是因为人不能尽知天下事，必须推理以求之。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经济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也应有自己的独立范式。但是，经济史学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其范式必然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特点。但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学，它与史学的共同点仅仅在于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叙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时序性，以及用史料说话，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采用的理论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作者指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痼疾：“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目前的经济史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由于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身于史学界，所接受的经济学训练比较少，在他们的头脑中还较少经济思维；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学家大多不屑于经济史研究，忽视了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作用，所以，还没有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没有实现与历史学的良好结合，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范式。”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要建立或重建经济史学范式，首先，必须在世界观层面上明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作为经济史家具有的共同信念；其次，明确经济史学的任务，即为经济理论提供证实与证伪；第三，坚持以经济史实为实证依据，以经济学理论为逻辑出发点的分析方法，特别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第四，采用共同的经济史语言、工具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史家的共同研究与合作群体，以及为追求科学而争论的各个经济史学派”。 无疑，高文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没有明确经济史研究必须主要以经济学作为指导，没有明确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因而迟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史学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这也是低水平重复（史料堆砌）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但高文只强调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显然也含有片面性。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他指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本世纪50年代有个重大变革，即不仅研究经济的发展变化，还须结合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分析。首先是与经济学相结合，继而与社会学相结合，近年有个文化热，又从文化思想上来研究经济史。又因专题不同，人类学、民族学、农学、科技、地理、气候、生态等科学也纳入经济史研究，这就形成许多学派、专业。”“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吴承明强调：“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都各搞各的。同一问题也可有不同结论。这才是‘百花齐放’。但是，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可以交流，交流的好处是开阔眼界，促进了解。交流并不妨碍各搞各的。了解了别人，仍然要按照自以为是的去做，不妨碍个人创造性。”（注：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1998年8月10日“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打印稿。）应该说，这是对经济史研究方法之争的最好总结。 二、学术批评有所加强 多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领域学术批评之风衰微，甚至终年见不到一篇批评文章。这既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低水平重复的泛滥，甚至不讲形式逻辑，东拼西凑的文章比比皆是。近年，一股清新的学术批评之风吹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1997年，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发表了《经济史上的相关分析》一文（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他指出， 在经济史相关关系的研究上有误用现象，“第一，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两个变量彼此相关，并不一定表示其中某变量是原因，造成另一变量之后果”。“第二，若用数学表示，相关系数如果是零或接近于零，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两个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但如果用文字说明，则有人会使用似是而非，用高度误导性的词句来说明这种不相干的关系”。作者举了1983年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历史上地主经济制与封建社会延续问题的论文以及用乾隆年间雇工人命案的增加反映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说明地主制与封建宗法关系及封建生产关系没有相关关系，而“举出资本主义萌芽，则是误认因果关系，也就是乱拉关系”。作者还举出50年代一本研究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之书为例，批评其“所举的相关关系倒是合乎逻辑，但是所取的变量却不正确”，“应该度量的是净产量（net output），而不是总产量（gross output）”。作者最后指出：“细读这些著作，可以发现这些误用之实例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这些著者心中先已立下了结论，希望用这些相关分析来坐实他们预设的结论。为了要证明地主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主导内容，于是把不相干的两件事说成是高度的适应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为了要坐实资本主义萌芽，便把雇工人命案件数拉上关系；为了要坐实经营农场的优越性，便把总产值充当净产值。如果没有这些预设的结论来推动，这些学者可能会更谨慎地推敲其中的逻辑关系。这类现象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