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是秦相国吕不韦招集其门客编纂而成的。 吕不韦（？—前235），战国末阳翟地区大商人， 《战国策》记载为濮阳人，家累千金，当时秦国正是昭襄王当政，吕不韦以非凡的商业眼光，进行政治投机，千方百计营谋，使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返回秦国，并最终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即秦庄襄王。他聘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子楚也只执政三年，死后十三岁的太子政为王，即后来的秦始皇。他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初，吕不韦在邯郸独具慧眼相中的“奇货”，果然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名利双收，这个富甲天下的商人，由经商而从政，由于秦王政年幼，秦国内外的大政方针均出自吕不韦之手。 当时各国显贵有招贤纳士，喜养宾客之风，又多有辩士，著书立说遍传天下。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有食客三千人。这许多门客，人人著述所闻，集论一百六十六篇，约二十余万言，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号为《吕氏春秋》。吕不韦自诩此书“备言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骄矜自负，溢于言表。这部书的观点属“杂家”，汉班固评论它，“兼儒墨，合名法”，容纳了先秦各家学说，对各家矛盾的观点，则采取拼凑调和的方式兼容之。吕不韦主持汇编了全书，并冠其姓氏为书名，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 秦国僻居西陲， 本来经济文化都落后于东方六国， 但经过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奉行“农战”方针，为稳定和增加农村人口，防止农业劳动力流失，脱离土地去经商，于是在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利益的同时，采取了一系的“抑商”政策，如加重商人赋税、劳役，国家独占山泽之利，盐铁专卖，管制粮食贸易等。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农业生产发展，财政收入充足，军事力量加强。商鞅死后，秦也一直推行这种重农抑商政策。 吕不韦当政在商鞅变法后一百多年，他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朝廷新贵，在《吕氏春秋》中，他提倡“重农”而舍弃“抑商”，全书虽然没有对商业的专篇专论，但反映的商业观，却明显地对秦国一贯的抑商思想有所改变。 《吕氏春秋》对农业的重要性十分肯定，《士容论·上农篇》中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力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復，其产復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认为古代圣王引导百姓致力于农业，目的不单纯为增加粮食生产，还为加强教化，使百姓心志淳朴，举止持重，民力专一，使家庭财产不断增加，安居乐业之心稳定，而不轻易离乡背井。如果百姓不尽力农耕，国家就难以为治了。 在突出了农业的重要性之后，《吕氏春秋》中也提到了其他社会分工之必不可少。《上农篇》继续提出：“凡民自七尺以上属三官，农民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这是说凡百姓成年以后，都分别归属于三种社会分工：农、工、商。农民的职责是生产粮食，工匠的职责是制作器物，商人的职责是经营货物。如果不能按时做好应办的事，就称为大害，显然这三种分工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分工必须各专其职，尤其“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强调农民不得经商，不得去干其他事，因为这会妨害农时。从必要的社会分工来考虑，已可看出，作为“属诸三官”之一的商业，在《吕氏春秋》中自有其应占的地位，大不同于商鞅对商业的抑制以至于摒斥的态度。 本来，在战国之末，“农本工商末”的概念已经形成，重农抑商已被说成是重本抑末，由“本”“末”之分，其轻重抑扬之意判然可见，但在《吕氏春秋·孝行篇》中却把“孝”字另作解释：“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本莫贵于孝”。在其他地方，如说：“君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这是以“用众”为本，所谓“以众勇”、“以众力”、“以众视”、“以众知”、“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又如说“薄疑（人名）应卫嗣君以无重税”，“近知本矣”，“薄疑劝卫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无重税也”，《务本》这又是以无重税为本，“本”字在《吕氏春秋》中无确定意义，务本并非必指重农。“本”字既已泛化，往往与“农”无关，与之相对的“末”字自然也与工商业无必然的联系了。因此，可以说在《吕氏春秋》中，“重农抑商”的抑商概念已被打破了，更看不出它是以工商业为所要抑制的末业了。 诚然，《吕氏春秋》中有时对“末”字也不无讥评之词，须予正视。如：“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善），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上农》），这里虽以务耕织的农为本业，但所谓末，却不是统指工商业，不是“工商末”的“末”，而是先秦诸家以技巧为末事的“末”，即包括奢侈品手工业生产和销售的“奇技淫巧”之谓；也包括农民的放弃耕织而去跑买卖，从事“末”利者，这一点倒与商鞅之意并无不合之处。吕不韦毕竟也是个当国者，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出发，他同样要求稳定，增加农业劳动力，不能容忍舍本，事末，弃农经商之风大长，这样会“为害于时”，指农时，有失“农不敢行贾”的“上农”之旨。尽管如此，《吕氏春秋》中明确的口号是“务本而后末”，本、末只有先后之分，无存废之别，而不提什么“禁”和“抑”了，比商鞅的态度又大大缓和了。总之，商鞅的“重农、抑商、禁末”三者之中，后两者已大为淡化乃至被抹杀，而只剩下了无可改易的重农了。更突出的是务本的“本”字，已主要被偷换成“孝”字，要教秦王政听吕不韦的话，对这位“相父”尽孝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