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边钞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行的货币的总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钞票有三种：皖南事变前，法币作为本位币流通，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光华代价券”（简称光华券），作为辅币在边区流通；1941年2月，边区政府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后， 边区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本位币在边区流通；1944年，边区银行又发行了“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简称券币），作为本位币在边区流通。对于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的问题，有待于学术界的深入讨论。笔者不揣浅陋，就这一问题进行粗浅的研究，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边钞发行的政治经济背景 政治方面。1937年7月至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形势总的来说，一方面，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另一方面，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对边区进行军事封锁。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政府不仅承认了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军的军饷由国民政府供给。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下，边区政府收回苏票，通用国民政府的法币。这样法币就成为在边区流通的本位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由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 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1939年，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有第22军、新编第1军、第4军等3万人；西线有第42军、第57军、 第11军、第12军、第81军等10万人；南线有胡宗南的第1军、第3军、第16军、第17军、第36军、第90军、第93军等近18万人。（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 页。）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使边区的面积由129608平方公里减少为98960平方公里，人口由200万减少为约150万。（注：《陕甘宁边区幅员的说明》（1944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以下简称《史料摘编》）·总论》第1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0页。）1940年，国民党军队又在边区构筑了五道封锁线，北线两道，南线三道，西起宁夏，南临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对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济方面。1937年至1941年1月的经济形势是：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经济政策，使边区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在制造反共摩擦、对边区进行军事封锁的同时，还对其进行经济封锁。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 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法币）的军饷，当时法币的价值较高，1元可兑银元1元。另有海外华侨及各方进步人士捐款给八路军，这两项就占边区1937年至1940年财政收入的70%左右。（注：《史料摘编·财政》第6编，第13页。）因此， 皖南事变前边区制定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政策。在这一政策下，边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1940年，农业耕地面积达1174.2万亩，比1937年的862.6万亩增长了311.6万亩；粮食产量由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0年的152.6万石（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73页。）； 其他农业经济作物如棉、麻、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提高了。工业方面，抗战前边区工业几乎是个空白，到1940年时，公营工厂已增加为9个，工人434人，资金523700元；生产合作社29个，社员1132人，股金135000元，产品种类300种。（注：1941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同时， 商业也得到了发展，从边区到各分区、县都建立了商业机构，各地集市贸易相继恢复和建立，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尽管如此，边区的经济尚在恢复阶段，还相当脆弱，边区政府的财政税收极为有限，还不足以解决边区的财政问题。 1938年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对边区封锁较松懈，边区内外商人基本可以自由出入。武汉失守后，伴随军事摩擦和封锁，经济封锁也加紧了，边区与国统区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必需品如布匹、棉花、西药等都禁运边区，边区的土产如皮毛、甘草、毛织品都以各种办法阻止运出。1940年9月，国民党曾一度停发八路军的军饷。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彻底停发，同时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锁而停止汇兑了。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军饷的停发，使边区财政经济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如毛泽东所说：“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由于外援断绝，财政突然发生困难， 当时脆弱的边区经济，又不能完全解决财政问题，为了保障供给，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本，满足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就得依靠边钞的发行。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主动的有计划的发行边钞，来发展经济与解决财政，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