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公司（China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是1934年由刚刚卸任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亲自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公司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开辟国内资本市场，引进外资，进而投资国内的交通与工矿企业。公司成立之后，利用其与政府间的特殊关系，几乎包揽了所有引进外资的业务，嗣后并采用参股的方式接管国有企业，业务发展极为迅速，赢利更加惊人；而公司的股东和董事、监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高官，就是国内金融界的巨头。因此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国民政府成立后官僚与财阀相结合的一个典型，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缺乏与分散，一直未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即依据原始档案，并参阅当时的报刊资料及有关著作，试图对建设银公司创办的原因、背景及其经过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一、宋子文创办银公司的原因 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局势乃至国际关系都具有密切的关系。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成立虽然多次宣布欢迎外商对华投资，但由于前清及北京政府滥借外债，导致抵押殆尽、债信低落，外资视对华投资为畏途；再加上成立于1920年的新银行团的存在也是当时阻碍各国对华借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基本上没有举借过什么外债，外国对华投资的数额也为数甚少。（注：拙文《战前国民政府举借外债的数额及其特点》（载《民国研究》第一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之附录《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各部门举借外债一览表》统计了中央政府1927～1937年间各年度的举债数额，可供参考。）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除了千方百计增加各种税收之外，主要是靠向国内的金融界发行公债和库券而度日。（注：据统计，国民政府自1927年5月至1931 年年底发行各种内国公债和库券共28笔，发行额高达10亿余元。详见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第370～373页。） 再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 随即进犯热河。华北危机的日趋严重促使国民政府上层中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将目光转向西方，并进一步萌生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战略构想，希望借西方的财政与技术援助以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3年宋子文的欧美之行就是这一战略构想的具体实践。（注：关于宋子文1933年的欧美之行及其成效，笔者曾经撰有论文加以分析，如《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寻求西方援助的尝试——评宋子文1933年的欧美之行》（提交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等主办之“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研讨会”，1996年5月， 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七期）。）然而由于日本的破坏与阻挠，宋子文出访欧美的预期目标未能完全实现；与此同时，由于他的外交与财政方针与中枢产生牴牾，在他回国之后不久便被迫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主要官职，暂时离开了政权中心。 政坛上的失意使得宋子文对政治感到心灰意懒，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求西方援助、抵御日本侵略、发展国内经济的努力，相反却刺激了他以“在野”的身份“弃官就商”，从另一种途径来达到争取欧美援助、发展中国经济的目的，而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则正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 宋子文产生创立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念头不是凭空而来的，早在他出访欧美之前就有此设想，只不过当时他考虑的是由国家出面、联合外国财团共同创办而已。（注：宋子文在访问欧美期间曾频繁向各国政府及财团游说，希望能组织一个类似新银行团的国际合作机构，向中国提供财政及技术方面的援助。按照他的设想，这个组织应有一亿元（相当于1500万英镑）的资本，其中一半由中国承担，另一半则希望从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募集。参见Simon to Lampson(July 4,1933), Documents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cond series,VolumeXX (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84),pp.24—25。）而建设银公司的真正创办则是与他多年来的经历，特别是和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具有密切的关系。 宋子文自1928年初即开始掌管全国的财政金融，多年来的经验使他深深感受到国家财政的艰窘状况仅靠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已无济于事，从而将目光转到吸引外资的方向上来。早在1932年6月， 宋子文就曾向英国驻华公使馆代办伊格兰姆（E.M.B.Ingram）表示，他打算向国际市场借入相当数额的资金，用以开发经济建设和国防上所急需的资源。（注：Ingram to Simon (June 20,1932),Documents on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Second Series,Volume X,pp.512—513。）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 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日趋明显的侵华野心，宋子文更加坚定了他依靠英美、孤立日本的信念。尽管1933年的欧美之行未能完全实现他的预期目标，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一念头，仕途上的失意反而使得这个想法更趋成熟。下野之后的宋子文将他的全部精力投放在发展金融事业和经济建设上面，他曾对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表示“决计弃官就商，且具做‘中国摩根’意愿”。（注：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而且他还认为以其在野的身份可能更便于与国外财团联络，同时也可以减少来自日本方面的猜忌与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