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0209（1999）02-0080-10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封建、廓清蒙昧、启发理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在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和科学领域，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样也为近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机遇，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创立、发展和“起飞”奠定了基础。 一、传统的中国型经济思想的特征 中国在长达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创造和积累了异常丰富、异常灿烂、光辉的文化遗产。中国经济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5000年积淀的文化遗产中，大部分是与封建“吃人的礼教”相连的。因此，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卓然于世界经济学发展之外，具有浓重的“中国性”与“封建性”。具体地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下列特点： 一是内容的单调性。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关系。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下生活的思想家，必然用适合当时人们思维方式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经济生活。这样，不同的经济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必然表现为性质、内容各自不同的经济思想。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正是这种事实，就决定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1]。同样道理， 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也应选择整个社会中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大量的经济关系，选择构成当时社会的“财富的元素形式”的事物，作为分析的开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不是赢利，而是提供使用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2]。在这样一种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经济目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制度中，社会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同土地财产和农业相联系着的，“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3]。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对任何经济问题的探讨，总不免这样那样地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租、赋役关联着，经济思想的一切代表人物及一切有关的著作、文献，都不免直接、间接地接触到地产、地租和赋役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议论和论证，就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是范畴的狭隘性。经济范畴是一定的现实关系的抽象。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形成了一套以“地产——地租、赋役”模式的经济思想范畴体系，诸如富民、裕民、富国、民生、均田、薄赋敛、强本节用、重本抑末、重义轻利、黜奢崇俭等，而非“商品——价值——资本”模式及与其相关的范畴，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等。特别是中国特有的与财政、赋役相关的一些经济思想，诸如漕运思想、屯垦思想、轻重思想等，更是其他地区的经济思想所无法索解的。这样，以“富强”、“富国、富民”为主要研究范畴的中国型的传统经济思想，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脱节，剥离于世界之外，很难与西方的经济学说进行交流，双方缺乏交流的共同术语和范畴。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这种局面仍然在延伸。 三是表现的政治性。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同中国封建时代中央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影响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多是国家本位的经济思想，而少有西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流行的那种奴隶主、封建主的家庭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着重谈论“富国”，而较少谈论怎样“富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多是政治家为治国安民而上的谏疏奏章，而非为探索客观经济规律的运行。 四是影响的伦理性。政治与法律制度以及哲学、道德、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在许多民族的封建社会时代，经济思想往往包含在宗教教义中，作为宗教思想的附庸而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思想，其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则更加明显，尤其是儒家思想强调“利”必须服从“义”，经济活动和经济思想必须受伦理和政治准则支配的“贵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大教条，诸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罕言利”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不但重视经济工作、善于理财的人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所不齿，就连“言利”之人也被视为背离“古圣王之道”。这种偏见，对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学的创新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以致于造成中国的“治生之学”、“经世之学”不发达。所以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也。”[4] 五是方法的凝固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思维方式上以感性为主，轻视纯理性的分析与研究。思想家提出的经济思想，都是现实中大量经济现象的材料堆砌和记录，而很少有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分析，更没有规律的探求和数量的计算。这些思想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诸如为国家救济灾荒、解决财政困难、解决货币问题等出谋划策。这种“现世精神”，虽然重视实利，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但在思辨上却很少有进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近代经济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