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代社会中，商品经济已占有相当的分量，这点我们已经进行过论述（注：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拟就对一个地区的商品经济情况，进行微观的个案观察，以便了解商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这个地区，我们选择了河北邢台。 邢台地处今河北省南部，南距商后期王都今河南安阳小屯约120 公里左右，是商文化分布十分密集的地区。据已故的考古学家唐云明先生说，在邢台已发现商代遗址23处，“分布相当密集，应是值得注意的地区之一”（注：《唐云明考古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这些遗址经过发掘而见诸报导的有曹演庄、火车站西、邢台市西关外、贾村、南大郭、东先贤村、尹郭等地。从出土遗物分析，其时代既有二里岗商前期的，也有殷墟时代商后期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商中期的文化遗存。其文化特点具有二重性：既有与中原（河南地区）商文化相同的因素，也有本地的一些地方特点，大体说来，与中原商文化相同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所以邢台商文化所反映出的经济、文化水平，对认识整个商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一 邢台地区商文化遗址中，商品经济的遗存主要有三种，即： 一、制陶业中的陶鬲。邢台地区的制陶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窑场，一是产品的单一化倾向。关于窑场，见于报导的在邢台市西就有五处：邢台火车站西侧，邢台专区粮仓院内，发现陶窑两座（注：河北省文化局发掘组：《邢台市发现商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邢台火车站西南约二华里的曹演庄， 发现陶窑三座（注：云明、罗平、明远：《邢台商代遗址中的陶窑》，《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邢台市西10华里的南大郭村，发现大批陶坯和烧坏的陶器，虽未发现陶窑，推测附近必有陶窑（注：唐云明：《邢台南大郭村商代遗地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邢台市西南10里的贾村，发现陶窑四座（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贾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邢台西关外，火车站西，南距曹演庄约1华里， 发现陶窑四座（注：唐云明：《邢台西关外遗址试掘》，《文物》1960年第7期。）。 这五处除南大郭村未发现陶窑外，其他四处皆发现每处有两座以上的陶窑。这几处遗址的范围不小，但发掘的面积却不大，因此每处遗址内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陶窑遗址。所以，将每处遗址视作一个制陶器的作坊，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在产品的种类上，五处作坊皆以生产陶鬲为主。如在上举第1 个作坊内，出土陶器“以陶鬲最多”，在一个窑内还存留有陶鬲的残片。在曹演庄1号窑附近及火膛内，发现了很多未经烧过的鬲坯、 制陶用的工具陶模以及烧坏的陶器，发掘者提出，“可以肯定，这种窑是烧鬲的”，并在T189探方的一个袋状窖穴内，出土未曾使用过的陶鬲17件。在西关外陶场，窑内出土遗物皆为鬲的残片。此地遗物中陶器最多，而无论完整的还是残破的陶器，“鬲皆占大宗”。在贾村的商代1号陶窑内， 有21件还未出窑的陶鬲，一仰一覆地摆放着。在南大郭村虽然还没有发现陶窑，但已发现未曾烧过的陶坯和制陶用的陶模，是一处烧制陶器的作坊当无疑问。此处遗址面积为8万平方米， 发掘时只在该遗址的东南开了一条长5米、宽2米的探沟。在这条探沟中所出陶片的80%以上是鬲片，并在深1.35—1.40米处，发现九个完整的陶鬲，可见这里也是一处以制造陶鬲为主的作坊。 陶鬲是商人常用的一种炊煮器，是普通人家皆必需且用得起的一种用器。但是制造陶器自古及今都是一种专门技术，不是任何家庭都能自己烧制的，所以它很早就具有商品的性格。邢台地区窑场如此集中，制品又如此单一地以烧制鬲为主，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品种，当然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卖而生产，是用于交换。 陶器在商代已成为重要的商品，大型窑场在各地的商代文化遗址中都已有发现。如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内的北部，为居民区。在不大的范围内，已发现8座陶窑（注：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第176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第244页。）。在郑州商城的西墙外， 今铭功路西侧的十四中学院内，仅在1400平方米内，就发现陶窑14座和小型房屋10多座，可能是工匠所居。据探测，窑场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注：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因其上已建房屋，未能发掘，估计还会有更多的陶窑。南方的江西吴城二期文化层内，时代相当于商晚期， 发现升焰式陶窑8座，平焰式龙窑4座。 这些窑址皆集中在该遗址中的一个地段内（注：江西省博物馆等：《十年来江西的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李玉林：《吴城商代龙窑》，《文物》1989年第1期。）。 在湖南岳阳费家河畔发现一处商时期的文化遗址，在遗址内探出63座陶窑，已清理出32座（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