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最早的茶叶区域市场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四川。《僮约》记载的“武阳买茶”表明，川西茶叶生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武阳为中心的产区初级市场，各地茶叶汇集至武阳然后向外地输送，武阳则是茶叶周转中级市场。 西汉以后，随着茶叶产区的扩大和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叶商品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茶叶区域市场也从四川一地逐渐向全国其他地区推进。据《茶经》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既“久服”茶茗，自然很大部分必须以金钱购买。这是华佗在总结许多人饮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据此推断江淮一带的中原已出现茶叶市场。据《吴书·韦曜传》载，孙皓每宴客，所有参加者每人须喝七升以上酒，大臣韦曜不胜酒力，因此得到“密赐茶荈”的恩宠。饮茶风气相当普遍，自然茶叶贸易已经开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说到“吾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说明茶叶在南方可以买到，且交易数量不会太少。两晋南北朝时，统治阶级饮茶成风，所需的大量茶叶，有很大部分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的。如南北朝刘宋江祚等《江氏家传》有“江统……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醢面、菜、茶之属，亏败国体”。这表明茶叶与其它商品一样出现在国都市场上。由上可知茶叶贸易在茶产区及其他地方已有扩散，但全国远未形成统一的茶叶市场（注：以上材料均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二、全国茶叶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茶叶贸易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出现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国土辽阔，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呈现高度繁荣，茶叶贸易不但在产区而且在非产区的广大城乡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现据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提供的材料编制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流向简表（注：参见朱自振：《茶史探微》，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五湖”的说法源于翦伯赞《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卷第1册，第224页。）。 茶名 产地主要销售区域 每年产销数量 新安茶 蜀蒙顶不远春时供本地饮用 蒙顶茶 蒙顶山周围 岁出千万斤 蜀茶《茶经》剑南走北越,谷雨后岁取数百万斤, 南茶区北临五湖 散落东下 浮梁茶 饶州,歙州 关西,山东 其于济人,百倍于 ,江州一带 蜀茶 蕲州, 鄂岳宣歙观陈、蔡以北,幽 其收藏、榷税,倍于 鄂州, 察使的部分、并以南 浮梁 至德茶 地区 衡萧湘至五岭更远岁取十万 州 衡州 及交趾 建州建州 唯广陵、山阳人 大团 好尚之 歙州, 歙州,梁、宋、幽、 商贾所赍,数千里 祈门, 婺州 并诸州不绝于道路 潭州茶,今长沙和川唯本地及江陵、襄 阳团茶,鄂湘黔接 阳数十里食之 渠江薄 壤区 说明：“五湖”即“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 从上表材料再结合其他史料看，唐代茶叶贸易出现了产区集散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分工和联系。产区集散市场以浮梁为最著名。白居易《琵琶行》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汉口守空船”。浮梁本为著名茶产地，加上周围皖南、浙西等地的茶都汇集于此，遂成为东南最大茶叶集散地，此点可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的“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得到证明。“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的浮梁茶，经茶商购买，沿信江北越鄱阳湖，长途运贩关西、华北，以致出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盛况（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转引自符红：《话说浮梁茶》，载《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第3辑。）。产区茶在集散市场集中后， 运往全国各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销地市场。 宋代茶叶贸易形成了更为稳固的产销市场，市场层次更明，容量更大。关于此点，李晓曾作过详细论述，可资参考（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他把全国茶叶市场划分为东南七路产地市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销地市场，川陕四路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销地市场，以永兴秦凤、熙河为中心的西北诸路及西夏、吐蕃地区销地市场四大块。其理论依据是从产、供、销三环节入手，通过农村初级市场、中转集散市场、最终销售市场的市场空间来进行抽象分析的。 应该看到宋代茶叶生产，饮茶风俗较唐朝有所发展，产区初级市场也更见发达。宋代起集散作用的产区小集市星罗棋布，如浙江山阴县名胜兰亭，在城南25里，这里山间产茶，由此“兰亭之北是茶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42卷。）。镜湖周围的不少地方，“村墟卖茶已成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12卷。）。陆游在《秋兴》、《幽居》中分别有“邻父筑场收早稼，溪姑负笼卖秋茶”，“园丁刈霜稻，村女卖秋茶”（注：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等市墟卖茶的描写。 周密的《山市晴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湖南小集市是“黄陵庙前箱竹情，鼓声坎坎迎送神。包茶裹盐入小市，鸡鸣犬吠东西邻”（注：周密：《草窗韵语》，第4卷。），由此可见茶与其他商品一样， 是“小市”中的重要交换物。四川市墟自唐代已蔚然崛起，名贵茶蒙顶先春，“不数十年间，岁出千万斤”，成为安身草市的大路货。唐宋是四明茶叶生产的盛期，产量十分庞大，它又推动着产区市镇的发展。早在唐代，九陇（今彭县）张守珪的仙君山茶园每年要招雇采工百余人，显然提供的商品茶数量颇多（注：《太平广记》，第37卷。）。至宋代，无论是业主还是佃种茶园，都是雇工经营的商品生产。每生产18斤茶叶，能获净利近200文，平均生产1斤茶叶赚钱10文（注：《净德集》，第1卷。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朝榷茶前，川陕四路采取的茶叶政策是“听民自买卖，禁止出境”（注：《宋史·食货志》。）。因此各类大小茶园生产的茶叶，可以自由经草镇市交易。熙宁七年（1074年）宋廷在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实行榷茶，仅夔州路网开一面，这样前三路州县茶只能通过各地镇设立的各茶场投售，每至售茶旺季，茶场交易量极大。如熙宁十年四月十七日导江县棚口镇一天收获6万余斤， 交易额达3600余贯。二日后天刚亮，又有5000多茶户前来售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榷茶破坏了茶叶商品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川陕四路所产3000万斤茶叶，“尚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三千里之内”（注：《净德集》，第3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