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贯穿古今的重要概念，（注：请参考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共五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96年版；赵靖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共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等。）由于其涵义并不限于经济本身，因而也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一般说来，以往的研究多是对“义利”连用的考究，而缺乏对“利”的单独考辨及其他连用的分析。（注：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利”的认识问题，请参考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共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81年版；朱家桢：《义利思想辩证》，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等。 相关注释只为有兴趣者提供参考文献，不说明本文与这些文献的关系。）实际上，“利”的运用情况要复杂得多，通过对其进行独立的研究，尤其是联系具体用例来考察，不仅能够从更深更广的视野来分析“利”，而且便于认识其所呈现的思想观念发展轨迹，将传统“义利观”的研究引向深入。 “利”字出现很早，甲骨文、金文、简书、刻辞等中均有此字。（注：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第3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从字的起源来看，“利”字是会意字，以刀割禾，意为收获。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禾为重要收获物。收获为利，引伸出获利、利益、有利、顺利等，还含有顺和物性宜利功用等意，泛指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注：关于“利”字起源的考证，笔者还先后请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小燕研究员、历史研究所老专家杨向奎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文字专家高明教授等，但此处界定之责系笔者本人。另外，本文成稿后，得获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根蟠研究员赐示其大作《“地利”的原始意义》中考证“利”字起源于农业收获部分，得益良多，特致谢忱。）“割禾”又有锋利、锐利的意思，《说文解字》：“利，铦也。”清人段玉裁注：“铦者，锸属，引伸为铦利字。铦利引伸为凡利害之利。”至今还有利器、利刃、利口等用法。此外，还有其他涵义，如《经籍纂诂》卷63集释为：取、饶、贪、便、禄、养、益等等。现有“利益”、“顺利”、“吉利”、“锋利”、“锐利”、“赢利”、“利润”、“利息”、“富饶”、“功用”等意；还通“痢”或用于姓氏等。（注：见《辞源》与《辞海》的相关解释。） “利”主要作为泛指利益的字义本身，随时代变迁并无重大变化，而对于“利”的价值评判则有不同。通过具体用例，在内容、含义、范围、相对性、着重点等方面的区别，体现出对利益的获取方式、分配原则、道德准则、伦理价值等等的观念差异。如“兴利除弊”是褒利，而“兴利”则往往是贬利。一般说来，“利”与“弊”、“害”等相对时是受到肯定的；而与“义”、“德”“仁义”等对应时，则往往受到否定；在特定的连用如“大利”与“小利”、“公利”与“私利”、“专利”与“共利”等等之时，虽都是谈“利”却寓有程度或性质不同的道德判断。应当注意，所谓相对并非完全对立，而是说明某种关系，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范畴特征，例如“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战国策·韩策三》）“利”与“义”的关系也是如此，所谓“义”是指思想与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义利观”的差异，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同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和学术倾向，不仅因思想家或学术流派而不同，而且因地域差异或时代发展而有别。本文以时代发展为经，以主要思想论点为纬，对“利”的实际用例进行初步的考察研究。 一、先秦时代 自上古至秦统一以前，是“利”的概念确立、并形成各家各派对“利”的不同认识的重要时期，奠定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义利观”的基础，（注：有关先秦时代“利”的认识，请参考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此后的有关思想学说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与发展。 据初步统计，重要典籍“十三经”中，“利”字出现于287段文中，词频共523次。不仅说明先秦时代人们已经重视“利”， 而且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泛指利益，但具体使用上又有其特征，需要联系用例来认识。 《易》开篇言：“乾，元亨利贞。”“利”被说成：“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易·乾·文言》）唐人孔颖达对“利者，义之和”的注疏是：“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又说：“‘利物足以和义’者，言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程颐《易传》：“利者，万物之遂。”“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这里的“利”，是指顺和物性，各宜其利。这样的说法一直被承续，如“利，义之和也。”（《左传·襄公九年》）其实，“利物之用”的说法在很早的文献《尚书》中就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这同样为后世延续，如“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 不过，在《易》中，“利”主要还是讲利益，如“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易·系辞上》）“以利天下”（《易·系辞下》）。这种“天下之利”自然是“公利”，然而，再细分，又可分为“利国”与“利民”的不同。《左传》是儒家重要经典，其记载，“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国君以利民为利，是倍受推崇的，这也是儒家学派的主要观点。但与此相对，也出现了主张专利的论点，如“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这些说的是只要顾国家“公利”，可以不惜牺牲国民的利益。为什么可以如此呢？关键在于，“公利”往往被认为是“义”，而“义”与“利”相比重要得多。 先秦时代的“义利观”大抵是以“义”为本的。“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左传·成公十六年》）“夫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二》）“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左传·宣公十五年》）“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一》）“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国语·周语上》）“夫义，所以生利也；……不义，则利不阜。”（《国语·周语中》）“义以导利”。（《国语·晋语四》）如此等等，均是讲在利与义的关系中，义是为本的、是首要的。比较严格的则有“行则思义，不为利回。”（《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据《谷梁传》记载，鲁宣公伐莒并取莒邑向，被认为是“伐莒，义兵也；取向，非也。乘义而为利也。”（《谷梁传·宣公四年》）也就是说，即使是“乘义而为利”也是不可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