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在纲盐制体制下的扬州盐商，是经封建政府特许的专卖商人群体，他们虽只具有商人的身份，但与封建政府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要取得盐业专卖商的权利，运输、营销特殊的商品——食盐，必须通过种种渠道、手段，贿赂、买通各级盐务衙门的官员，而各级盐务衙门的官员也正利用盐商的这种“需求”，无穷无尽地婪索盐商的盐业利润，相互为用，通用作弊，演出了一幕幕社会贪污的活报剧。因此，探索扬州盐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纲盐制体制的弊端，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财源所系，机构重重 盐课是封建政府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有时占国家财政收入之半，而其中两淮盐课又占一半，所谓“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据《宋史·食货志》称：“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六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至明清时期，形势更是如此。明代“天下六运司，惟两淮运司为雄，治筴三分司，……商灶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国家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出于兹。”（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四。）入清后，“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与农桑等。”（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序。）因而乾隆时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称：“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五。）清最高统治者顺治、康熙也一再声称：“盐课钱粮，关系军国急需”，“盐课关系国赋，最为紧要”（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首，《制诏》。）。在明代，两淮共征盐课正课银九十五万余两（注：王守基：《两淮盐法议略》。）。入清，“国初淮盐正课，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但到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注：《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以后又增加至“五百万上下”，而到咸丰三年（1853年），“两淮盐课，正杂各项，每岁共银六百余万两”（注：《皇朝政典类纂》卷七十一。）。 为保证盐课收入，封建政府设置了各种机构和官员来加强盐课的征收。明代，中央由户部主管全国盐务，下设十三司中的山东司具体分管盐务，其职掌为稽核盐课奏销、颁发盐引、办理盐务官员的考成。在明初，洪武、永乐一再命御史巡视盐课，称为巡盐御史，凡各盐区的运盐司或提举司均受巡盐御史之政令，但不为常制。自正统元年（1436年）后，“遂令御史视鹾，依巡按例，岁更代以为常”（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志》。）。为整顿鹾政，明王朝也常简风宪大臣（一般都兼御史衔）和中官前往盐区。正德二年（1507年）后，“惟两淮重，时遣大臣”。自隆庆二年（1568年），派遣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理两淮、长芦、山东三盐区，“遂无特遣大臣之事”（注：《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在巡盐御史以下，又设有都转运盐使司，属中央户部，掌理各盐区具体盐务，设有运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一人（从四品），副使一人（从五品），判官无定员（从六品），首领官，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从八品），库大使、副使一人。另有各盐场盐课大使、副使，各盐仓大使、副使，各批验所大使、副使并一人，俱未入流。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四处纷扰，他们兼办盐税，大珰小监都以盐商为刻剥对象。在两淮又特置盐监，以鲁保为盐使。故此，在巡盐御史和运盐司之外，又多了中官监督。清承明制，盐法制度少有更改。在中央，由户部职掌盐务政令，专司奏销考成，具体由山东司进行考核。地方盐务官员，清初在两淮、长芦、河东三产盐区设置巡盐御史各一人，定例一年更代，名为“盐差”，自康熙以后改为“盐政”。巡盐御史初为正七品，后无专品，以都察院奏差者，以特旨简充，各带原衔品级；由内务府官员简充者，仍带御史衔。巡盐御史时有裁撤，最后由各地总督、巡抚兼摄。巡盐御史实为产盐区专管盐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盐政职掌盐务，“纠其属吏征收督催之不如法者，以时审其价而酌济之”（注：《清朝通典》卷三十五。）。就两淮盐区来说，据谢开宠《两淮盐法志》卷五《秩官》记载：“察两淮盐筴之政令，监临使司平惠商灶，凡势官豪猾占夺商利者，纠劾之，私鬻私贩壅坏盐法者，扑治之，盐粮总运催督而疏通之，诸司之事有所兴革，咸请于御史审允之而后行。御史乃视其成，校其功状殿最，参其德行，量其材艺而纠荐之，以奉行其制命焉。”但凡盐赋之奏课与盐法之宜更事，均要奏皇上定夺。清代在盐务较繁之产盐区设都转盐运使司，有盐运使一人，秩正三品，不设盐运使司的盐产区，设盐法道，有盐法道一人，秩正四品。盐运使及盐法道职掌、督察盐场生产与盐商之行而平其盐价，并管理水陆挽运事宜，按时汇报盐政或督抚察核。盐运司以下的属员有经历、知事、巡检、库大使等。经历（秩从七品）、知事（秩从八品），掌稽核文书；巡检（秩从九品）掌巡察盐场；库大使（秩正八品），掌盐课之收纳，并监理库贮各事。在盐运司及盐法道之下分管督察各盐场的机构为盐务分司。在盐务分司分设运同（从四品），或运副（从五品），或运判（从六品），辅助盐运使或盐法道督察各盐场事务。此外，在淮南、淮北及山西河东设有监掣同知一员（正五品），职掌掣盐之政令，查验行盐事务。另外，在盐场、盐井设有基层盐务机构盐课司、批验所、巡检司。盐课司设大使一员（正八品），掌管盐场、盐井产盐事务；批验所设大使一员（正八品），掌管批验盐引之出入；巡检司设巡检一员（从九品），掌盐场巡察之事。 如此众多的盐务衙门，层层叠叠，不为百姓办事，反而成为婪索灶户、盐商的机关。对盐商办理运盐业务，如以两淮而论：“盐运司署书吏多至十九房，商人领引办运，文书辗转，至十一次之繁，经过大小机关十二处，节节稽查，徒为索取规费之具。”盐商在销盐区营销食盐，“上自督抚盐道，下至州县委员，皆藉督销名义，莫不鱼肉盐商，分润盐利，各衙门陋规，大者数万，小者数千，楚岸共约一百万两，西岸共约四十万两，不问费所由来，第以岁定额规，争相贪取。且于额规之外，复有重支、有预借，国家税课几何，每年亏欠甚钜，而规费则有加无已，反丝毫无欠。楚西如此，苏皖可知，两淮如此，其他各区，亦皆可知。”（注：曾仰丰：《中国盐政史》。） 二、肥缺之地，贪污狼藉 众多的盐务官员对盐商、灶户无尽盘剥，甚至运盐的船户也不放过，“朝廷遣官行盐，有巡盐御史，有运司，有盐法道，有管盐同知、通判、知事、经历、主簿等官，而其下之人役更难悉数，无不月费俸廪，科索船夫”（注：邱嘉穗：《广盐屯》，《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九。）。这些官员除正俸由清政府支给外，另有一笔大大超过正俸的养廉银，如巡盐御史为五千两，盐运使为二千两，另有心红银四十两，按清制，盐官的养廉银是直接由盐商支付的。另外，盐务衙门的一切用途，包括“每日商人供应饭银五十两，又幕友束修笔墨纸张一切杂费银七十两”，一天共一百二十两，一年计算竟达四万三千两，也统由盐商来支付。这些都是公开可查的经费收入，不公开的，有“程仪”、“规礼”、“别敬”等等名目的额外收入。正如康熙时两淮巡盐御史李煦所说的：“此三者合一岁而计之，亦不下盈千累万。”盐务衙门的官员“视商家为可啖之物，强索硬要，不厌不休”，有的公然差人上门坐索，“展（辗）转抽丰，难以枚举”（注：《李煦奏折》。）。贺长龄也说：“两淮盐政运司衙门，每年商人均有例送规费，其数正复不资。”（注：贺长龄：《驳长芦盐价改用银桩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二。）两淮盐运使离任外调，扬州盐商按例都要送上一笔“重赆”。据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记载：清代“外官各缺，自督抚以及州县，皆由陋规优厚耳，不必例外求赇也。”“各官养尊处优，视为固有，能守此，即已名‘操守廉洁’矣。”他说这种“陋规”最优的是两江总督，一年为三十万两，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于“淮南盐务”。钱詠在《履园丛话》卷二十一中记载一则《笑柄·陋吏铭》，他说：“近日捐官者，辄喜捐盐场大使，以其职与知县相等，而无刑名钱谷之烦也。有扬州轻薄少年用刘禹锡〈陋吏铭〉者，其辞云：‘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吏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署印官有借佛寺为公馆者），或醉竹西亭（候补人员每喜游平山堂，每月命酒宴乐而已）。孔子云：何陋之有’。”正因为此，象李煦这样的人一再上奏康熙帝，请求再派他任巡盐御史这一美差。盐务衙门的各级官员，“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扬州盐商）为利薮，照引分肥。”（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首一。）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来婪索盐商。正如包世臣所说：“淮商办运，纳请引、呈纲、加斤钱粮，在运司一衙门，设收支、广盈、架阁、承发四房，出入各五六次，遍历经、库、知、巡四首领，皆商厮名走司者主之，故商命每悬走司之手，然后转历分司、场员、坝员、监掣、批验、子盐各衙门，然后盐得上船赴岸。凡经一署，投一房，则有一次费。合计所费，殆浮正杂，而迂曲备至。”（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五。）盐务衙门内机构林立，叠床加屋，每过一机构收一次费，真正是“雁过拔毛”。这一来，“天下在官之事，未有委曲繁重如商人之办运者，自滚总至开江，私费所出，几半于盐半。”（注：李澄：《淮鹾备要》卷三。）敲榨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贪赃枉法，肆无忌惮。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八月，江南总督阿山在《题请永禁浮费以甦商力》中称：经过他的调查，两淮应禁浮费有十三种之多，如盐院差满之时赏给各差役银一万六千八百两，盐院差满起行送远近别敬共银二万一千六百两，
送官员及过往程仪杂费等项银三万一千六百两，盐院书差每引带盐七斤，收银四分二厘，计银五万六千两，隔年未经过所残引，次年续过书差，每引带盐五斤，收银三分，约计银五六千两不等，书差随费，每引收银一分六厘，计银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余两，书差饭食，每引收银八厘，计银一万六百六十余两，书差收桅封，每引八厘，共计银一万六百六十余两，此桥承差指守桥，每引收银一厘，计银一千三百三十余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阿山说，这十三种“实系众商不得已之费累”（注：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不少盐务衙门的官员也因对扬州盐商的勒索、敲榨而暴富起来。如任过监掣同知的杨重英，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二十六年（1761年）勒榨扬州盐商赃银三万五千两（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一六。）。又如康熙时两淮巡盐御史李陈常，这个被称为廉政官员的人，“原属贫寒之家”，但在作了盐运使、巡盐御史后，家“有好田四五千亩，市房数十处，又有三处当铺，皆其本钱，但未知本钱有多少在内”，由于“家道却已富足”，因而“大改操守”（注：《李煦奏折》。）。这两个盐务官员比起人称“阿财神”的阿克当阿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嘉道时，阿克当阿任两淮盐政十余年，他家所藏书籍字画总值银三十万两，金玉珠玩值银二三十万两，花卉食器几案值银十万两，衣裘车马值银二十万，僮仆以百计，幕友束修以数十计，仅鼻烟壶一种，不下二三百万枚，无百金以内物，纷红骇绿，美不胜收（注：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明嘉靖时，大学士严嵩的心腹鄢懋卿总管全国盐务，“每历淮扬诸大镇，则馈索不下二三百万金。风力所加，甚于诏旨。”（注：田艺蘅：《留青日札摘抄》卷四。）巨额的勒索，肆意的敲榨，激起了扬州盐商的愤怒，“几至激变”（注：《明世宗实录》卷五○○。）。明万历时，矿监税使四出，剥削百姓、商人，他们看中了扬州，“中涓衔命辜榷，以大贾为奇货，鱼肉之”（注：《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二。）。不仅盐务衙门的官员对扬州盐商敲榨勒索，其它衙门的官员也借机生财。如明末九江关李光宇把持关务，“盐舟纳料多方勒索，停泊羁留，屡遭覆溺”（注：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九。）。事实上，何只盐务衙门及官员对扬州盐商的婪索贪求呢？封建帝王也在对扬州盐商不断的刻剥与搜括。据两江总督陶澍称：国初，两淮正纲盐课银原只九十余万两，加上织造、铜斤等解款，也只有一百八十余万两。但是，到乾隆年间已达到四百余万两，“科则数倍于原额”。嘉庆二十年（1815年）后，“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之多”（注：《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