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之交，海道大通，大海成为通向世界的大海。人们原本狭隘的视野骤然开阔起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展现在人们面前。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革命狂飙突起，以商立国似成潮流，向外扩张被奉为致富强邦的必由之路。商业资本这个古老的存在被推到了时代的浪尖之上，逐渐壮大，正在成长的时代骄子——商业资本家表现出累积财富和向外扩张的强烈欲望，在此，商业资本与国家利益找到了一致的契合点和突破口。西欧各国粉墨登场，展开了以争夺殖民地、海上及商业霸权为核心的商业战争，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商业革命后期，一套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原则被采用，欧洲终于开始了一个被亚当·斯密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发展时期。 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学说，又是一套政策体系，是16——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一种较普遍现象。事实上与现代不同，大多数论述重商主义理论的是商业人士或哲学家。他们从自身的经济活动出发，对商业资本的运作作了理论上的考察。一般说来，他们同意，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物质的真正财富，也只有增加一国金银货币的活动才是生产性的活动，鉴于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区别，人们习惯于把重商主义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无论如何，有一点肯定无疑，重商主义是对农耕世界“重农抑末”传统思想的否定，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有人讲：“重商学派是随17、18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一同兴旺起来。”（注：（英）琼·罗宾逊等著：《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第7页。）并在英国取得典型形态，这与未来英国雄踞海上霸主宝座、位列“世界工厂”至尊不无重大关系。当然，重商主义的实施未必保证国家工业领先，其例自不胜枚举，可否认二者的历史继承关系，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中世纪的英格兰耕织结合，以维持生计为特征的农本经济占统治地位。15世纪以降，农牧结合的历史潮流、羊毛及其制品价格上扬的经济驱动力给农业商品化提供了可操作性。伴随圈地由“个人暴行”的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汹涌之势，资本主义经营取代庄园制，土地转化为资本，这不仅促进了具有商业精神的新的土地所有者的产生，（注：（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第3页。）并最终导致对传统的背离， 家庭手工业即羊毛副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上升，以毛纺业为主的手工工场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结构的嬗变。以农为本转向农为工商业的附从，农本经济重心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工商倾斜。土地的集中性经营，传统的农民减少，然而，受制于工业部门发展水平，家内制形式盛行，那些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农民离乡未必离土。“16、17世纪，英格兰大批的出口呢绒是在广大农村由各家织造的，英国的呢绒部分地在小村中织造而不是在大城市里”（注：Lipson:The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 1947，第70页。）， 行会对工业的控制有意无意地被规避了。也可以说，英国手工工场的发展几乎未遭遇到旧的束缚。 农业及手工工场经济的发展为商业的扩张提供了基础与可能。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暴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随着商业活动范围及规模的迅速扩大，海外贸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魅力，特许商业公司应运而起，在政府支持下募集社会资金，成为16—18世纪欧洲海外贸易的典型组织形式。商界与政府联合力图促进贸易顺差的实现，以使他国金银尽可能多地流入本国。于是在实践中，重商主义就体现为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奖掖工商，发展航运，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对外则用狐疑嫉妒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不择手段地大力推进商业活动，加紧殖民掠夺。 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首倡重商之风，政府不承认老牌殖民帝国对世界的瓜分，鼓励商人染指西班牙、葡萄牙的商业活动，并公然抢劫西班牙得自殖民地的财富。重商主义政策后为斯图亚特的君主们及奥利佛·克伦威尔所继承。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摧毁，此后，西班牙在海上的霸主地位逐渐为荷兰所取代。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轰然塌台，经复辟与反复辟的数度较量，与新质社会相匹配的新制度在英伦扎下根来。此后，英国的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竞雄力度加大，加紧海军建设步伐。共和国时期，英国海军雄风重振。“其拥有的船只从1649年的39艘增加到1651年的80艘，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工资和条件得到了改善，造船厂和后勤支援有了改进。”（注：（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7—78页。）1655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 旗开得胜，抢占了新斯科舍，再夺牙买加，1656年又夺取西运送贵重货物的船队。1657年，封锁加地斯，并摧毁了西在圣可鲁斯的商船队。然而，在英国海外扩张的挺进曲中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海上马车夫”荷兰。当时，荷兰的商船队共有商船16,000多只，而当时的法国只有1,000 只，荷兰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荷兰几乎垄断了欧洲南北间、欧洲与东方、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贸易。（注：李永采、王春良等著：《海洋开拓争霸简史》，海洋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89—190页。）荷兰商人似乎处处与英国商人作对，到处排挤英国商人， 这两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及殖民地商业争夺日益频繁激烈，英荷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为打破荷兰的海上优势，国会于1651年通过第一个航海条例。它规定从殖民地输往英国的物品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载。“1651年通过的航海条例（这是长期议会的产物）中英国商业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在先前的法令中已见端倪，而在王室复辟后更被永久固定化了。”（注：（英）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96页。）第二个航海条例于1660年通过，这个法案不仅规定殖民地的出口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装载，而且禁止把某些列举的商品特别是烟草和白糖等，直接运往欧洲大陆口岸。也就是说，它们首先必须运往英国，在那里付了关税，然后才允许运往别处。由此可见，尽可能多地拓殖殖民地，而殖民地必须以母国的富强为指针。（注：（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版，第236页。）航海条例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的产物。其目标直指以转口贸易为重点的荷兰。经三次英荷战争，荷兰被迫接受前者的条件。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应邀荣登英国王位，英荷联盟得以巩固，荷兰渐降为依附于英国的二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