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中期，我国在部分工业、交通行业中试办了一批类似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托拉斯式的专业公司或联合企业，且收到了明显效果。托拉斯的创办，这是我们党当年在努力探寻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之路上的一次有益尝试。在这方面，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刘少奇。 问题由来 采用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刘少奇早已有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 当谈及构想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蓝图时，他就曾提出过：将来国家对于各行业都要“按各产业部门成立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只不过此时， 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对托拉斯问题的认识，还仅仅是从托拉斯是一种有效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措施的一般性角度而言的。 真正对托拉斯认识深刻、谈得最多的，并把它看作是改革我国工业经济管理体制重大举措的，则是60年代初、中期的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党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在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上，完全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可否认，这一经济模式，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奠定等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就愈发显露出种种不适应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弊端，其主要表现就是由于集权过多而造成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党中央曾决定从1956年开始将一部分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以调动其积极性。然而，由于这一改革方案是以基本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加之付诸实践不久便受到了随即而来的3年“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使得在权力下放问题上一下跑得太快， 不适当地将权力下放得过多、过宽，结果非但未达到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目的，相反却带来了经济上的更大混乱。不得已，在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央又重新实行了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办法，变放为收。这样，又陷入了过去那种一统就死的怪圈之中。 面临这样一种经济上的窘境，刘少奇通过对我国建国10多年来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所带来种种弊端的深入调查研究，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是用行政办法来管理经济。因此，他感到，要摆脱这种状况，恐怕还得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进行某些调整，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上要打破过去那种传统的用行政机关管理企业的作法。为此，他在6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重要观点，（注：《〈刘少奇选集〉下卷学习研究文集》第125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并在这一观点指导下，他提出了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办托拉斯的经验，通过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企业的办法来管理企业的重要思想。如：1960年5月2日，他在成都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就指出：在搞钢铁、煤和矿石企业设计时，要符合经济核算原则。每一个钢铁基地组成一个托拉斯。此外，他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议上的讲话时也明确指出：要组织托拉斯，组织综合性公司，或联合性企业，这也是生产关系上的一种改革，如两个厂是邻居，都是全民所有制，过去你是你，我是我，互不往来，变成一个公司就不同了。公司就是按行业为主，以几个大厂加上几个小厂，组成托拉斯。这些都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解决得好，就会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注：《刘少奇发展战略》第30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他还在1963～1965年间多次在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中反复提请全党同志务必要提高对办托拉斯问题必要性的认识。如1963年10月24日，他在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时明确指出：为了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吗？考虑一下，如何管理好企业，无非是有组织、有计划，避免和减少官僚主义。”同年12月26日，他在听取薄一波、余秋里等有关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再次指出：“要考虑我们是个大国，将来工厂越来越多，究竟怎么管理对国家有利。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什么‘地方不方便’，‘利润分成’，‘产品分成’，‘谁大谁小’，‘谁说了算’等等，不在考虑之列。”并进一步提出：“我们国家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十几年来已经建立起几万个企业。对这些企业怎样管法，要研究。”（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第19 —27页。） 在统一全党认识的基础上，刘少奇指示有关部门在认真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应立即着手在部分工交行业中试办一批托拉斯即建立专业公司或联合企业的工作。如：1963年10月他提出：“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之所以如此，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组织国内的统一市场，就要组织统一的生产。”而要做到这一点，“由行政机关管，不如由公司管。”原因是建国1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们过去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苏联也是这样搞的，证明不行。”因此，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现在“企业要搞经济核算，组织专业公司管理企业，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以公司组织管理企业，对发展生产更为有利。”由此出发，他提出：今后中央有关部的局要“统统改成公司，无非是几十个、百把个公司，有的部可以组成几个公司。”至于组成公司后，中央有关部的职责是什么，他认为，这主要是“搞平衡、检查、监督，帮助公司搞好工作。”各省有关的“厅、局也去搞这些事，不直接插手管工厂。”（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第19—27页。）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当年这些关于创办托拉斯的思想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毛泽东在1964年1 月听取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中有关试办托拉斯问题讨论的情况汇报时，便明确指出：我们“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他还说：办企业“就要按经济渠道办事。企业跟军队一样，一通到底嘛！”（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第19 —27页。）周恩来也在1964年6、7月间国家经委召开的两次讨论有关试办托拉斯问题的座谈会上讲了话，不仅充分肯定了这一设想，而且还就托拉斯试点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作了六点具体指示。（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第19 —27页。）另外，在此之前的1960年下旬，当时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报中央召开的天津会议情况时，也说：大家赞成这个意见（指试办托拉斯——作者注），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的道路。（注：《刘少奇发展战略》第30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