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国家断裂”与国家的解体 各种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共同命题，即在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现代化的领导者、计划者、推动者和实行者，中央政府能力的强弱决定了本国现代化进程的快与慢、成与败。对于这一命题本身的有效性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加以检讨。经验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这一命题。从1750—1950年的二百年间，中国日趋衰落，迟迟不能发动西方国家其时正在发动的工业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明确现代化目标与意志的中央政府。这种状况正印证了传统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模式的二元分类——内生型和外生刺激型——的有效性（注：美国的布莱克教授把现代化分为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刺激型现代化两个模式。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现代性因素，任何社会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像英、美、法等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较强的兼容关系，它们的现代化主要是从社会自身不断发展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来实现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更多的国家，属于外生刺激型的现代化，在这种社会中，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而是在现代国家的刺激、压迫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建造一个强大的能有计划地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政府系统是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年。）。 1927—193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既是上一个混乱时代的延续，它的政府软弱、腐败无能；也是中国在1949年之前的一百多年现代化历史中最具备实现现代化条件的时期。这一奇怪的悖论是十分值得史家尤其是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者认真思索的。南京十年为什么会错过现代化的大好时机？政府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为什么最终趋于流产？对于这样的大问题，本文只是从“政府能力”这一层次上来展开分析的。关于政府能力，比较政治学理论把它分为反映民意的能力、管制能力、摄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四个方面的内容（注：See:G·A·Almond & G·Bingham.Jr.Comparative Approach,Boston:Little Brown & Co.1996.P.29）。而在经济学上，人们习惯把国家能力界定在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这些方面（注：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然而， 不管人们怎样来界定政府能力的含义及其内容，政府的整合能力必定是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方面，其他任何能反映或构成政府能力的方面，都会通过整合能力得以体现出来。 这里提出的“国家断裂”只是分析政府整合能力的描述性概念，它既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对抗关系，更强调国家问题上的这样一种现象：作为一个统治机器，国家或政府往往不是或并不总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存在着各种分歧甚至冲突。这一状况的存在意味着政治整合的重要性，至少从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国家的断裂容易产生现代化的歧见，甚至还是直接导致国家解体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组织，国家的解体表明政府的整合危机已经到了极端。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现代化努力怎样受到国家断裂的制约。国家断裂的最直接体现是以下两个方面努力的失败：政府试图建立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败，以党治、党治文化来重建新的政治、社会整合机制的失败。 国民政府对农村的整合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其社会结构要实现这么一个重大的变革：大力发展现代产业，并使其在社会结构体系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推动农业等传统部门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向现代方式转变，使之与城市现代部门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相耦合，最终形成制度规则一致，即通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原则，功能彼此协调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体系（注：陈明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权威：1920—1979》，载《理论学习月刊》，1997年第2期。）。 这个变革强调的实际上就是城市对乡村的整合。在中国，农村的这方面变革的核心是土地税和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完成，惟其如此，“才能减少社会中的保守力量，改变有钱人投资土地的传统，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理顺社会底层的关系避免国家的剧烈震荡……”（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40—1949）》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451页。）。中国这样的外生刺激型现代化的社会，单凭经济的力量来实现农村的变革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政府的政治推动。南京政治也许看到了这种现实，它对乡村的整合包括了树立政府权威和改造乡村两个方面。然而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穷于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合法性挑战以及自身性质的限制，没有妥善处理好两者关系，导致对农村整合的全面失败。 乡绅的衰败：南京政府的遗产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整合和控制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国家政权机构只抵县一级，中央政府的权威必须通过乡绅阶层这一中介才能抵达乡村。因此乡绅阶层实际上是前现代官僚制国家整合与控制乡村的一个虽非正式、却不可缺少的层级，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对农村整合与控制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