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中的正面作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从古至今，学者们几乎都众口一词地加以称道。笔者过去也一再对市舶司进行肯定。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宋代是中国古代市舶司制度最健全、功能发挥得最正常的时期。本文将通过对宋代市舶司设置意图及管理制度的研究，探讨它的基本功能。 一 从市舶司设置意图的角度考察，宋代市舶司可分为三个时期。 从宋朝建立到北宋熙宁初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时宋朝只在广州和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 广州在北宋初已是中国历史最久远、地位最为重要的外贸重镇。在唐代，发达的外贸使广州成为市舶使的发源地。在五代南汉国统治时期，外贸继续发展，这里充溢着的海外珍宝仍为世人所嘱目。宋军攻取南汉，兵临城下之际，广州城内的一些官员以为宋军只为海外珍宝而来，把海外珍宝全部销毁，宋军便会无功而返（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二月。）。他们当然不会明白，宋军此行不但要获得海外珍宝，还要获得整个岭南。所以，南汉府库中的珍宝尽管在一夜之间被烧成灰烬，宋军还是留下来了。宋朝官员很快在这里设官置署，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宋军于开宝四年（971 年）二月二十五日进入广州，六月十一日便在广州建立了宋代第一个市舶司。 宋朝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后，很快着手解决运送香药到京师的问题，似乎并不急于再建市舶司（注：《宋史》卷二六三《刘熙古传》。）。北宋初，泉州及两浙的一些港口也是海舶往来，海外珍宝的汇集之地。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陈洪进向宋朝献纳漳、泉二州之后， 宋朝长期没有在泉州设市舶司。陈洪进纳土后一月，吴越国钱俶也向宋朝献上杭州、明州等十三州地，宋朝也多年不在这一带建市舶司。 在雍熙四年（987年）六月到端拱二年（989年）五月间，宋朝才在杭州设置了第二个市舶司，即两浙市舶司（注：两浙市舶司始设年份迄有争论。《宋会要稿·食货》三六之二载，雍熙四年六月，朝廷令两浙、漳泉商人将违禁香药、犀牙在限期内送至“官场”。这表明两浙尚未设市舶司。《宋会要稿·职官》四四之二则明言在端拱二年五月两浙路已有市舶司。因此，两浙市舶司始设于雍熙四年六月到端拱二年五月间。）。经过距钱俶纳土已有9年以上，距设广州市舶司更在16 年以上。宋朝显然一度满足于只设广州一个市舶司。 两浙市舶司在杭州设立不久，在淳化元年（990年）迁往明州， 次年又迁回杭州。咸平二年（999年），宋朝于明州再设一个市舶司。 杭、明州市舶司并存时代由此开始（注：《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长编》卷四十五，咸平二年九月；《宋会要稿·职官》四四之一。各书记载互异处，以《会要》为准。）。宋朝在两浙市舶司选址问题上先取杭州、后改明州，再回复杭州，最后两地并置，显然经过一个先是举棋不定，最后才下决心的过程，其原因何在？ 宋朝起初只想在两浙路设置一个市舶司，不在杭州便在明州。从内外交通条件看，杭、明州各有短长。杭州地处当时中国南北交通最主要枢纽大运河的南端，与京师水路相通，国内交通条件得天独厚。但它的海外交通条件却不那么好。从杭州出海，依次经过钱塘江和杭州湾。钱塘江的潮汐大、潮位高，本有利于海船航行，但它涨潮时间很短、潮涌大、水流急，又给海船航行带来了困难。杭州湾的浅沙较多，也不利海船航行。与杭州相反，明州海外交通比较畅达，对内交通却不那么便利。海船到达明州市舶司所在地定海县后，必须改用小船经杭州湾、钱塘江到杭州，或由内河循余姚江西上，转曹娥江、钱塘江到达杭州，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才能利用大运河。因此，两浙市舶司设置初期，设置地点在杭州、明州间摇摆，实际上是朝廷在以国内交通为重或以海外交通为重的两难之间作出取舍。从设司地始定杭州，迁明州后很快回复杭州的情形判断，朝廷更倾向于在杭州设司，也就是更重视市舶司设置地的国内交通条件。 两浙市舶司在其诞生之初，已带有独占性。端拱二年（989 年），朝廷命令：“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注：《宋会要稿·职官》四四之二。）。此命令在后人传抄时疑有漏字。笔者认为在“商旅”二字前漏了“两浙”一类的定语。因为同时期广州外贸颇为繁荣，史籍中也没留下广州商人要到两浙市舶司办理出海手续的迹象。但可以肯定，两浙一带的所有海商都得到两浙市舶司办理出海贩易手续，不得随意行动（注：笔者曾相信这是个全国性规定，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只是个局部性政策。）。由于两浙市舶司具有独占性，所以它在杭州、明州两个各有独特价值的港口之间就很难作出圆满的选择。到咸平二年（999年）， 宋朝才决定两地同时设司，让商人在两地任选一个市舶司办手续（注：《长编》卷四十五，咸平二年九月。）。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明州发挥其海外交通的优势，杭州发挥其国内运输的长处，一表一里，两个港口的功能得到互补，使外贸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宋初三市舶司设置情形表明，宋朝此时把外贸最发达的港口作为设置市舶司的首选之地，在不得不增设市舶司时，又把目光落到了国内外交通综合条件特别优越的港口。后来成为中国两个最大的港口之一的泉州港，因外贸地位不如广州，国内交通条件远不及杭、明州而没有进入统治者的考虑范围。可见，宋初统治者设置市舶司的意图在于通过市舶司直接掌握最大部分的进口货源，以便将它们运往京师。市舶司实际上是为朝廷获取舶货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