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发展农业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通过组织上合作化、集体化，思想上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直至发展到狠抓阶级斗争等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农业的思路。它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形式就是人民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则主要体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 第二种，来自于第一种思路但又不拘泥于它，而是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实践的规律、按照群众的要求有所改正的思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思路基本上只能在人民公社框架内，扛着“农业学大寨”的旗帜，通过维护60年代初期制定的“农业六十条”，来稳定农业生产。 第三种，就是一种自发地发展农业的思路。这种思路当然与前两种思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没有上升为党的文件在工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也没有形成文字以便交流。它主要体现为农民的实践活动，但不可否认有主观意识上的内容普遍存在于广大农民的心目中。而且就其影响的广泛性、长期性、深刻性来说，它一点也不亚于前两种思路。因此它又是完全可以与前两种思路并列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这种思路要求分散经营，生产上根据需要适当联合，它的代表者——农民不仅对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而且对靠维护“农业六十条”来稳定农业生产的第二种思路也心有不满。“文化大革命”前这种思路还能不时地在党内有所反映，甚至同党内的第二种思路交叉、融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它则只能在高压下自发发展了。尽管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但它仍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本文拟对1966至1978年间这三种发展农业不同思路的变动轨迹进行初步探索。当然这三种思路也只是就农业发展情况大的方面所作的概括，在它们之间及在各自内部仍可能有分支或分歧，对这些就不详加论列了。 一、1966至1969年，第一种思路占居统治地位， 其他思路处于潜伏状态 1958年，人民公社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出台的“农业六十条”可以说是从人民公社思路上作了暂时的退却。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五·七”指示，标志着人民公社思路的重新抬头并有所发展。1966年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农业方面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标志着发展农业的第一种思路占据了统治地位。 以大寨作为这个特殊年代的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并不是偶然的。大寨本来是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解放后依靠集体的力量，依靠艰苦奋斗，将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大寨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大寨就由一个自力更生抓生产的典型，变成了一个紧跟时势，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农业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的政治典型。然而，细考大寨的所谓经验或根本道路，其实也只是毛泽东有关人民公社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顺延和发展。它概括地说有如下几点：1、在政治上狠抓阶级斗争， 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2、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3、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4、不断鼓吹平均主义， 破坏按劳分配。另外，在生产上也强调要自力更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等。 大寨经验通过强制推广，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其中的部分生产经验的推广，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也确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其积极影响是越来越小了，而消极影响却越来越大。它和极左路线一道，在农村制造了混乱，严重挫伤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出现三年的下降和停滞。农业生产总值1966年为641亿元，1967年651.3亿元，仅增长1.6%。 农业生产总值1968年为634.5亿元，比上年下降2.5%，1969年为641.8 亿元，仅增长1.1%。社员收入也徘徊不前甚至下降。 党内对于以农业学大寨的这种方式来发展农业生产，意见并不是一致的，周恩来等就持有不同意见。而在天下大乱之际，毛泽东对抓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没有将“农业六十条”否决掉。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为周恩来利用它保留了必要的条件，当然也为周恩来后来在农业上的进一步调整设置了障碍。 本来大寨这面农业战线红旗的竖立与周恩来还有很大关系。但对于大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狠抓阶级斗争来搞生产，周恩来无疑是有保留的，他曾多次声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当然，当时周恩来等是在坚持维护农村人民公社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坚持60年代初的“农业六十条”来发展农业的。这种思路为党内相当一批务实的干部所拥护。但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正处于“凯歌行进”状态，农业学大寨运动更是高歌猛奏，因此，这第二种思路就处于被压抑状态。 就在这“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时候，仍然存在着第一种思路要将其“批倒批臭”但又不倒不臭的第三种思路。这种思路实际就是要冲破现有的农村政治经济管理体制，求得农民、农村、农业的自然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思路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国家没有给予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间接的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恰恰为第三种思路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难得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