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秦汉纺织业中的商品生产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其官营纺织业还是私营纺织业都有长足的发展。而体现纺织业发展的标志之一，便是秦汉纺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达。本文拟对秦汉纺织业的商品交换、商品生产的具体环节以及生产管理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期盼方家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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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繁荣的商品交换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商品生产。因此，考察秦汉纺织业的商品生产，须先从纺织业的商品交换谈起。

      早在春秋时期，已有关于纺织品交换方面的记载。（昭公26年）“夏，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适齐师，谓于犹之人高：‘能货于犹，为高氏后，粟五千庚。’高以锦示犹，于犹欲之……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于犹受之。”（注：《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年。）《诗·卫风·氓》中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两段记载，前一段应是诸侯国贵族之间的纺织品买卖。《诗·卫风·氓》中郑玄释“氓”为“民”，则它是民间私营纺织品交换的反映。这说明，在春秋时期，纺织品的交换在贵族和平民间都曾发生。

      战国时期纺织业商品生产发展较缓，但也有所进步。它实际上是西汉时期较发达的商品性生产出现的先声，也奠定了秦汉商品交换频繁的基础。

      秦汉时期的纺织业商品生产发展较快。汉高祖虽采取抑商政策，但惠帝、吕后时即对商业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从而拆除了商业发展的障碍；其次统治阶级奢欲的日益膨胀，经营锦绣、文彩、明珠等奢侈品可为商人带来滚滚财源。“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注：《汉书》卷72《贡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列《史记》、《汉书》、《后汉书》皆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再注出。）更重要的是，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官营纺织业的对外贸易，还是民间纺织业的市场贸易，都是相当活跃的。

      （一）官营纺织品的交换。

      官营纺织品，其生产水平较高，一部分供统治阶级享用，也有相当一部分作为商品用于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包括周边各部族和中亚、西亚、南亚、欧洲一些国家。主要分为陆路贸易和海外贸易两种。陆路贸易是汉代对外贸易的大宗，它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从现在的甘肃经新疆、中亚的大夏、直达西亚的安息和欧洲的大秦。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的“竹杖”、“蜀布”、“枸酱”等就早已远至其地。秦始皇时的乌氏倮“求奇缯物间（私）献遗戎王”而致富，“畜至用谷量马牛”（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匈奴等部族也嗜好汉物。 史载：“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故“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注：《史记》卷110《匈奴传》。《汉书》卷94《匈奴传》。）。 中国的丝织品输入罗马，被视为珍品，“价等黄金”，故“（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另外一条是海路，从越南经南洋，直达印度，西方的许多物产入中国，中国的丝帛等产品也输至西方。《汉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堪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泽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由此可见，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南海丝织贸易已相当发达了。

      （二）私营纺织品的交换

      民间很多商品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流的，如山西的木材玉石、山东的鱼盐漆丝等。随着商业的发展，行业的种类也不断增加。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汉代有出售棉絮、布匹、皮革、羔裘的服装衣料行业，有出售药材、珠宝玉器等行业。一批商业都市迅速崛起，如齐国的临淄成为纺织品交换的中心。那里“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覆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当时农村家庭纺织业产品， 虽然只有小部分流入市场，但集合起来，其数量也相当可观。缣帛在汉代已成为一种极普通极常见的商品，据《史记·货殖列传》载，西汉时通都大邑所产销的各大类主要商品中，就有帛絮（丝棉絮）、细布、文采（有花纺和染色的缯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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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纺织品的交换如此发达，必然要以雄厚的商品生产为物质前提。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的大规模生产。秦汉时期纺织业中的商品生产的发达正体现了这一点。

      秦汉时期人们的求富意识已较浓烈，其商品意识观念也有较大的转变。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接着又说，在通都大邑，每年生产千酿酒、千瓨醯酱、千甔酱、千枚漆器，或千钧帛细布、千匹文彩、千石榻布文革的人家都可成为千乘之家。（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这就是说， 当时人们的经济活动，已经不是仅仅生产使用价值来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而是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达到致富的目的。这种求富思想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的这一变化，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人都是“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这进一步说明人们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是谋生，更重要的是谋利了，也说明秦汉时期商品性生产的大量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秦汉时，国家政府都非常重视纺织业生产。秦孝公时就明确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注：《史记》卷68《商君列传》。）这说明封建政府将纺织业也看成本业，鼓励其生产。统一后的秦及继秦以后的汉代重视纺织业的措施更多。这些措施极大地刺激了纺织生产的发展。

      （一）生产规模

      汉代官营纺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从齐服官的发展状况可窥见一斑。“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注：《汉书》卷72《贡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列《史记》、《汉书》、《后汉书》皆为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再注出。）“故时”指汉武帝时，“今时”指元帝时。“笥”指装服饰的器具，一笥大约可装服饰10件，或装丝织品27件，10笥约270件， 一年只需十六七个工匠就能做成，而到了元帝时，作工人数达数千，工匠增加了五百多倍，生产规模发展之快，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