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及其启示 1995年后，苏南乡镇企业终于迎来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产权制度改革。与以往圄于经营机制层面的改制不同，这次产权改革，强烈地体现着市场经济的逻辑要求：1、产权人格化；2、经营者获得了大部分的企业所有权；3、乡镇党政领导人退出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这样， 苏南乡镇企业终于摆脱了长期以来因农民、政府、经营者之间产权模糊而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困境。“苏南模式”已过渡到“苏南无模式”。 目前，苏、锡、常地区80%以上的乡村两级企业已完成改制。苏州市1999年初的统计，全市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乡镇企业共11301家， 涉及总资产435.4亿元，占全市乡镇内资企业总数的81.6%、 资产总额的64.6%。改制沿“自上而下布置，自下而上推动”的方式进行，本着“因企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各乡镇政府参与了从方案设计到产权认定的改制全过程。大致的做法是：大批小、微、亏企业经公开竞价拍卖为私有企业；一般中型企业改制为经营者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些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改制为集体参股或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大而亏”的企业则主要采取分割切块、一厂多策的分步实施法。经过这次改制，苏南乡镇企业的资产结构中，集体资产的比重已下降到40%以下（主要是土地等不动产）。虽然，全面评价此次改制的成效还为时尚早。但如此面广量大的利益结构调整，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也说明这次改制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从苏南乡镇企业的顺利改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启示一，制度变迁源于苏南模式陷入困境，不仅仅是观念转变问题。 苏南模式的制度缺陷，理论界早有察觉，“政企合一”、“干部经济”、“穷庙富方丈”等提法几成共识，改制的知识准备不可谓不充足。但以往的改革却总在绕道而行，从一包三改、组建企业集团到风险抵押承包，从未真正触及到产权制度，也就未能建立起健全的经营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可以说，改革的主要障碍不在于观念，而是乡镇领导不愿放弃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过剩经济的出现，企业制度的优劣终于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此时，改制的时机才真正成熟。到1995年，苏南乡镇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已从最高时的18.3%下降到2.7%，资产负债率上升到75.6%， 盲目的举债投资加上管理不善，导致大批企业资不抵债，各乡镇领导人疲于“救火”，他们深知维持原有制度框架对谁都不利，确实“混”不下去了。至此，企业改制的政治风险和机会成本下降，乡镇领导人乐于将集体资产脱手变现，而且，只有尽快放弃实物资产控制权，才能获取更多的货币资本支配权。可见，任何改革都是经济体系中的“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策略行动，观念是对新型利益机制的认知反应。 启示二，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久拖不决相比，乡镇企业的顺利改制在于社区政府存在退出机制。 正如上文所述，乡镇企业能否顺利改制，关键在于乡镇党政领导是否肯退出微观主体，以及能否退出。在苏南模式下，政企合一的程度无以复加，政企间存在着事务、财务和人事的三合一，政府工作围绕乡镇企业，政府收入取决于乡镇企业，政府官员兼任着乡镇企业经营者。但乡镇企业毕竟是农民兴办的企业，农民有权选择什么样的企业制度和产权分割方式，而不会过多地受制于上级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因此改制的政治成本不高，此其一。同时，乡镇企业虽名义上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就农民个人而言，所有权从未在收益上得到体现。因此，作为所有者的农民，对于大量集体资产在改制中缩水为少量货币资产的现实，并不关心，也未提出补偿，改制的社会阻力不大，此其二。最后，作为乡镇集体企业实际控制者的乡镇干部和企业经营者，在这次改制中得利最多。由于农民和企业职工是弱主体，是否改制、如何改制无需征得他们同意，改制成了乡镇干部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一场讨价还价博弈，由于作为所有者的广大农民不在场，博弈双方很容易达成一系列互利的产权交易契约，而且交易成本很低。因此可以说，农民和职工利益的牺牲为乡企顺利改制开辟了道路。而国企改革中的各利益相关者，没有一方能作出大的让步和牺牲，使改革长期陷于僵局。 启示三，发展无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常用“××模式”来表述和概括某一经济体系的运行特征和发展形式，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本来，以中国之大发展之不平衡，存在不同的区域发展类型和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纯属正常。但“模式”在汉语中有“可模仿的标准样式”之意，到了90年代，权威部门将苏南模式概括为“三为主、二协调、一共同”，苏南模式一度成了苏南样板，即“最具中国特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工业化样板”。事实上，模式所反映的经济体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任何教条化的概括和推广，都有误导实践、抑制创新的危险，后来，苏南模式发祥地成为苏南模式“重灾区”的现实，足以引起人们的警示。近年来，人们在介绍各地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时，不再冠之“模式”，而是用较中性的词“现象”，如“诸城现象”、“顺德现象”等。尽管只一词之差，却反映了研究方法和思维上的转变，人们不再忙于总结、界定和推广，而是去观察、思考和实证。这是一种进步。 不过，“苏南模式”作为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学术范畴，有其特定和含义，那便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区政府依靠农村能人，组织动员辖区内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创办市场导向的农村集体工业，在政企合一的制度框架下，走低资本高负债的扩张道路，成功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这一模式打破了经典理论关于企业制度的演进必须经历私有制、合伙制向股份制过渡的范式，表明在转轨经济中，可动用政府资源，率先建立产权模糊的集体企业，而后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意味着苏南模式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不过，苏南模式不等于苏南乡镇企业，苏南模式终结也不是指乡镇企业停滞，相反，苏南乡镇企业正是在对苏南模式的扬弃中铸就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