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工业化是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和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种过程。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过程将始终伴随着劳动力和人口的地区间流动。然而，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冲突，加上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当地原有居民的保护和优待，外来移民通常面临着“二等公民”的处境。他们一开始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多半能接受这样的待遇，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各种矛盾不断加剧，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往往造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对立以至对抗。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旦移民达到一定规模，种种冲突就会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 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由于户口、用工等制度的约束，人口的城镇化和移民一直是被严格制约的。长期的限制积累了大量的移民潜能，而现存的种种制度仍然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又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速度，并长期集中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因而，近年来中西部农民开始大量流向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与在城市相比，外来移民和劳动力在农村地区更难得到各种制度的保护，因此，潜在的危机也更严重。当外来移民已不满足于一定的经济收入，并且不愿再忍受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和各种岐视后，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矛盾的显现和冲突的爆发就将在所难免。显然，经济、社会地位及其他待遇的差异是矛盾激化的根源。为了避免未来矛盾的激化，了解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的现状，分析其与本地职工在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发展机会等诸多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程度如何，及早提出相应的对策，就显得十分有意义。 一、材料与方法 课题组选择经济发达、乡镇企业吸纳外来劳动力数量较多的江苏省苏州和无锡两市作为实地调研对象，并于1998年3月至10 月进行了实地调查。在经济发达的昆山、太仓和锡山三个县级市中，依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中、低各抽了3个乡镇（昆山的城北镇、陆家镇和兵希镇， 太仓的浏河镇、板桥镇和陆渡镇，锡山的前洲镇、梅村镇和新安镇），每个乡镇抽取5～10个雇用有外来劳动力的企业作为调查样本。此外， 从各镇样本企业中再随机选择3～5个企业各调查50～100 名外来职工的个人状况。调查主要采取填写统计表格、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若干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重点调查和具体分析。课题组在苏南地区共调查了48个企业，回收了48份企业问卷调查表，企业涉及7种所有制形式、16 个行业。调查了2500名外来劳动力的个人情况，回收资料2408份，其中全面资料890份，简单卡片1518张。 以下我们根据调查所取得的数据资料，运用两总体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方法（T检验）， 试图对乡镇企业中外来职工与本地职工在工种构成、社会福利保障和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状况进行分析，并作出适当的判断。 二、外来职工与本地职工工种构成及差异 （一）工种构成与差异 根据对企业管理参与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不同，我们将企业职工划分为生产工人、营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此类人员主要为杂工，所占比重很小，故以下分析仅考虑前三类人员）四大类。调查获得有完整工种构成资料的42个企业，职工总数为11842 人， 其中， 生产工人10143人，营销人员197人，管理人员1356人。外来职工6409人，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4.12%；外来生产工人5886人，占生产工人的58.03%；外来营销人员27人，占营销人员总数的13.71%；外来管理人员491人，占管理人员总数的36.21%。 我们用本地和外来职工中生产工人、营销人员、管理人员的各自所占比重来分别衡量本地和外来职工的工种构成。采用样本企业的合并汇总数据计算的工种构成比例，可能因个别规模较大的（以职工人数衡量）企业权重较高，出现偏高或偏低的现象，不能反映大部分企业该工种构成比例的平均水平，因此，我们选用算术平均值，先分别计算出每个样本企业外来职工和本地职工中生产工人、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各自所占比重，然后再求得42个样本企业各工种所占比重的算术平均值，以此算术平均值来衡量外来职工和本地职工的工种构成。列于表1 的计算结果显示，在企业外来职工中，生产工人、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占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91.45%、1.58%和6.50%；在本地职工中， 生产工人、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占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75.63%、3.60 %和17.42%。 外来职工中生产工人所占比重较本地职工中生产工人所占比重高15.82个百分点，而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占比重则分别低2.02 和10.92个百分点；与本地职工相比， 外来劳动力中直接从事一线生产的工作者所占比重较大，他们较少能从事收入较高、工作又较轻松且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程度较高的营销和管理工作。 表1 外来职工与本地职工工种构成 本地职工 人数 生产工人 营销人员 管理人员 人数(人) 54334257 170865 各类人员所占百分比(%)75.63 3.60 17.42 外来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