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放松管制：社队企业出现 国家为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强制建立起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等，1994）。然而，就在这种体制建立后的1957年初，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就出现了。 建国初期，国家出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以集体化的方式强制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其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1、互助组。 互助组是建立在农民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它以一定程度的联合劳动取代完全分散的个体劳动，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它使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职能受到了限制。2、初级社。 初级社一般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民主议定、参加分红，其它生产资料由社统一使用。它归并了农民的主要财产，侵蚀了农民所有权。3、高级社。 高级社将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归合作集体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的劳动组织形式，集体劳动，产品归合作社集体占有，初级社中的分红也随之消失。它直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4、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在很大范围内推行公有制，同时实行集体劳动，由公社统一调配；农民机械地听命于公社的安排和调度，完全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主动性，而统购统销制度与工农业剪刀差的形成，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了农村生产二十年徘徊不前。 （一）生产力“暴动”（注：关于生产力“暴动”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毛泽东针对1954年杀猪宰牛事件的评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暴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P430）。王琢和许滨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论》（1995年，经济管理出版社）中用到这个概念，在此并无别义。） 在国家强制地推行集体化的制度安排过程中，由于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多起生产力的“暴动”事件：1、1954年， 正当合作社掀起高潮的时候，长江、淮河地区和河北省遭受了几十年罕见的水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但收购任务却未削减。各地为保证完成任务，在收购粮食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吊打现象，并随意加了犯法、自法势力等帽子。广东省因收购粮食而自杀者达111人。 （注：王琢、许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1995，经济管理出版社。）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农村出现大量出售与屠宰牲畜现象，牲畜价格暴跌，农民出勤率下跌。2、1956年，高级社在全国建立之时， 部分农民以自发的退社行为，不接受高级合作社，抑制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变革。据中央农村工作部1956年12月的调查，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注：王琢，许滨：《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论》，1995，经济管理出版社。）全国形成一股“退社风”。3、 人民公社导致的共产风无偿剥夺农民财产从根本上挫伤农民积极性，不幸的是人祸与天灾，接踵而至，粮食生产大减产，以至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惨象，城市出现大量的浮肿病。一场以人祸为主的大灾难，再次激发了生产力暴动。农民采用以下两种方式抑制公社化：①消极怠工；②公产私分，农村普遍出现了基层干部在农民群众支持下私分财产的风潮。 （二）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的收益和费用结构变化导致政策调整 国家作为拥有暴力潜能的组织，可以创造任何产权形式，然而同样要付出代价。国家推行集体化的努力，引起制度费用的连年快速上升，并且连年高于国家收益的增长。1958年，国家综合费用指数比上年增长366.82%，高于收益指数增长33.8%。1961年，国家的农村收益指灵敏突然减少了77.4%，只及1952年的70%。（注：周其仁：《中国经济学——1994》，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P23。 ）国家收益指数降低到威胁国家生存的最低需要，国家被迫作出调整：1、确定“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体制；2、恢复自留地与家庭副业；3、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同时，调整了农业经济政策，减少粮食征购任务和农业税的征发率，对农民实行退赔等。 （三）农民谈判地位确立：社队企业出现 1、农民谈判地位确立 国家被迫作出的调整，确立了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和承认家庭副业与自留地的合法地位，加强了农民在与国家契约中的否决权。①农民现在有了自己可以控制的生活来源，他不再完全依赖集体。②农民对集体不满而减少了的劳动投放，现在不必消极怠工，而可以投入到自己的家庭经营。③农民虽仍不被允许完全退出人民公社，但他可以在体制内部分退出集体，即农民拥有了部分退出权。 2、社队企业出现 国家设立的官员等级制度对乡以下的非正式官员显得激励不足，尤其对生产队的干部更是如此，然而正是这些基层干部控制着农村经济剩余的生产和初级分配，这些集体经济的监督者就利用这种剩余控制权来分享剩余，并以实际剩余的获得量来平衡自己监管努力的实际供给量，在现实中有两种方式：①消极的形式：以权谋私。集体经济的监管者承担着生产队的管理职能和国家管理的公共职务，国家难以控制这种权力的行使，农民又缺乏制约的能力，因此监管者利用监管权得到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实物的或货币的好处。②积极形式：创办社队企业。面对市场中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发的获利机会，广大农民取得了谈判地位之后，必然会产生制度创新的需求，但由于自身力量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集体经济的监管者由于控制着集体积累，并且可以凭借集体的名义取得银行贷款。因而他们有能力提供这种制度。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的监管者也可以从社队企业中得到货币收入，因而他们也有动力，社队企业应运而生。 乡镇企业制度建立 生产力的暴动导致国家的成本——收益结构变化，国家作出政策调整，农民拥有了部分退出权，集体监管者拥有了自己可以控制的社队企业，农民和集体与国家的谈判地位显著提高。然而，这一切都是国家短期政策调整的结果，必然随政策调整而变化，农民要求将这种政策制度化，同时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形式，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出现再次强化了农民的地位，并最终导致乡镇企业制度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