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在浙江金华访问时曾听到两位年轻老板谈论一件有关产与销之间分配收益的事。这两位年轻人中有一位是在金华办了一家制造成套家用机器修理工具的小厂。他发现一箱成套机器修理工具在美国能卖到200元，可到他这个生产厂家手里的只有40元，还有160元被订货的人在销售过程中掌握了。他们说这种分配方式不够公平，但他们知道若不给订户拿这160元，厂家的工具产品就没办法卖出去， 因为市场在订户的手上。 当时， 我问那两位年轻人为什么自己不去做这个订户， 成为拿“160元”的人呢？他们回答说，做订户很不容易， 因为订户要掌握营销的网络，这个网络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戏法”，完全是另一种世界，而且对外是封闭的，很难打进去。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制造性的企业要进入外国的消费市场还必须越过几道“围墙”，比如香港的公司、订户、批发商、零售商等，只有过了这些“围墙”，才可能得到消费者拿出的“200元”。可见，制造过程中产品的价值只是产值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产值是从流通里出来的。对于广东东莞“三来一补”的加工厂来说，要想获得“40元”和“160元”， 最起码的条件是要同时掌握香港老板的这个秘密和了解外国上帝所掌握的订户网络里那些众多复杂的“戏法”。 一些大企业已经通过商业信息网络在逐步增加分享“160 元”里的份额了。但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虽然意识到“200 元”中的大头在外国老板那里，也试图通过直接销售拿回这个大头，由于他们过去缺乏在这种阵地上进行较量的经验，和缺乏对这种阵地复杂性的认识，因而他们要真正进到拿“160元”这一层人里， 要在后工业社会的“权力游戏”里掌握主动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某种角度来看，这需要具备一系列的能力，比如能够灵活地运用最新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科学的综合知识，能够有效地反映现代工业经济及其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能够影响对手的决策，并使对手决策的变化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等等。 去年吴江的东方丝绸集团公司第一次进入股票市场，经办此事的吴江老乡说，他们开始明白银行（即资本经营）原来也是一种企业。这个明白虽然来迟了，但我想它对于中国乡村里的人来说却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温州的企业家说：“我们不抓住销售不行了。”我们把生产管理交给了经理层，使自己在经营上又上了一层，成为销售管理的组织决策者。这个变化对于在农村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然而，吴江和温州在历史上就属于中国沿海经济较富裕的地区，而且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具有它们这样经历的地区在中国农村并不多。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处在经济较贫困的状态，这些农村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仍以小农业耕种为主，并习惯于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要使他们的意识和生活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快速发展生产力的有效办法。 （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