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3年为止，乡镇企业的出现与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正如邓小平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所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993,238)。1992年田纪云也谈到，国营企业在40多年里用了4-5万亿元，形成了1.7万亿元的固定资产、2万亿元的产值，吸纳1亿多人就业。乡镇企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就形成了5300亿元的固定资产，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是1亿，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到11000亿元用了31年的时间；而乡镇企业从1000亿元到1991年的11000亿元，仅用了8年的时间。（注：参见《经济日报》1992年1月4日。）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的意义除了原来的多种经济成份、资产积累、吸收劳动力就业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其经营绩效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直接构成影响。根据测算，乡镇企业的速度每增减3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每增减2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全国工业增加值1个百分点；在今天的国家政策制定中，乡镇企业已经与国企相提并论（高以诺，1998；朱永旗，1998）。 与80年代迅速崛起的势头一样，从1994年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急速减缓。到1997年底，尽管乡镇企业仍然具有骄人的业绩，（注：譬如，全国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9427亿元，平均每户达到了9.62万元；完成增加值20740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7%；完成工业增加值15037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7.3%；上交国家税金1526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4%；出口交货值6747亿元，占全国出口交货值的36.1%（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1-7）。）却仍然不能抹去人们对其前景的忧虑，因为，1997年乡镇企业的各项指针与1993年相比均有相当大的距离。第一，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幅度明显回落，1991年的增长率为22.4%，1992年52.3%，1993年65.1%，1994年35%，1995年33.6%，1996年21%，1997年15.4%（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1）。第二，效益平均水平持续下降，从1994年开始，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营业额利润率均逐年下滑，到1997年，总资产报酬率由1996年的12.8%下降到11.7%；资本收益率由1996年的25.1%下降到22.4%；同时，企业的债务偿还减弱、资金周转速度减缓（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28）。第三，亏损呈日益严重趋势，与1995年相比，乡镇企业的亏损面不断加大，亏损额增加了0.7倍，达806亿元（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34）。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乡镇企业怎么了？为什么在经历10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突然陷入了困境？乡镇企业的前景如何，还能恢复往日的辉煌吗？也如当初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样，1994年开始的乡镇企业困境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但是，多数讨论都集中探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产业结构、经营管理水平等技术性环节，还有与乡镇企业所有制有关的理论问题如股份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以及在乡镇企业改制中为保证集体所有制主体地位而设计的各种所有制改造方案。（注：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本文试图把乡镇企业的困境放到中国急剧变迁的社会经济秩序中来讨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困境是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实际上，它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秩序彻底告别小农自然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企业的阵痛。 一、人民公社制度遗产与乡镇企业 根据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农义务的各类企业”；其中“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50%，或者虽不足50%，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但是，当1984年把人民公社时期传续下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的时候，（注：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同意把社队企业的名称改为乡镇企业。）尽管政府的文件中规定的乡镇企业却并没有这样严格的法律定义，它实际上包括了建立于乡镇社区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它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80年代中期引起学术界和传媒极大兴趣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就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形态。“苏南模式”中，集体所有制和政府经营是其主要的特点；而“温州模式”所代表的则是以家庭加工业和贸易为特点的乡镇企业类型；“珠江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外资的大量引进，即“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 尽管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在所有制形态上就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乡（镇）和村集体所有的企业仍然是乡镇企业中的主体。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1985年乡（镇）村两级企业的职工人数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91%，总产值占95%，利税占92%（陈吉元，1989,68）；直到9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仍然直接由乡镇、村集体所有和经营，多数乡镇的主要干部直接担任乡镇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之职，村长和村支书的主要职责就是经营村级所有的企业（周尔鎏、张雨林，1991,37；朱通华、孙彬，1994）。在浙江沿海，特别是“温州模式”所在地区，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私有经济始终是乡镇企业的主要力量，但是，很多私有经济被戴上了集体经济的红帽子(Liu,1992)，所以，统计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集体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陈吉元，1989,90-116；周尔鎏、张雨林，1991,110）。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地区，乡镇企业主要依靠港资的投入开始起步，但是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譬如顺德1990年的全县工业总产值中集体所有制占80%，镇办企业占集体所有制的90%以上（周尔鎏、张雨林，1991,9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