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村办企业的个案调查与理性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贺雪峰 荆门职业技术师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湖北 荆门 448000

原文出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流行观点认为,要加强农村村级组织建设,提高村级治理水平,必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最有效的办法即为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村为企业。对此观点需作理性考察。笔者通过对湖北省荆门市某乡两村村办企业状况的个案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在村级负责人的经营才干与公正不贪的质可遏不可求的前提下,在村办企业产权制度甚不明确的情况下,笼统地提出发展村办企业,是方向性错误。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复印期号:199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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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F32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1999)01-0033-36

      农村治理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现代化成败①,而既然集体经济对村级治理具有重要作用,能否及如何发展集体经济或能否及如何发展村办企业,就成为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课题。现阶段,流行的观点认为,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提高村级治理水平,必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而壮大集体实力最有效的办法即为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村办企业。以下笔者试图通过发展村办企业的个案调查,对我国能否及如何发展村办企业作一理性考察。

      一、个案概况及其村办企业状况

      袁杨、姚周两村同属湖北省荆门市某乡姚周管理区,位于江汉平原的西北边缘,属于低丘陵地区。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兼种棉花、大豆等经济作物。两村相邻,在两村边界,有一条清末形成的南北向长街:姚周集,很早就是荆中地区农产品集散中心之一,其市场地位至今仍超出乡政府所在地。两村交通比较便利,姚周集每天都有直达荆门和荆州的客运班车。在人民公社时期,姚周村长期是原荆门县的红旗村,全县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即奖到该村。现在袁杨村是荆门市的“农村十面红旗”之一,姚周村则在1994年列为荆门市需整顿的后进村。据两村所在1995年度统计资料,袁杨村共有1304人,人均年收入2385元;姚周村共有780人,人均年收入2000元。笔者在1996年8月24—26日和1997 年4月27日—5月4日对两村进行了调查。

      1.袁杨村

      袁杨村办企业是在1991年发展起来的。袁杨现任村支部书记袁在1991年前私人承包村办酒厂,因经营有方,短短三年盈利20余万元,并打出了袁杨粮酒的名气。1991年,乡党委任命袁为村支部书记后,袁将村办酒厂收归集体经营,并将自己盈利的20余万元借给村集体作为本金,逐步发展形成了目前的村办企业格局。现袁杨村办企业共有固定资产近200万元,流动资金100余万元,企业职工近40人,主要村办企业有米厂、酒厂、养猪场、运输公司和粮油经营部等,据统计,1996年全村工业总产值近2000万元,其中村办企业产值600余万元。 因一直没有得到银行贷款,袁杨动员全村干部群众集资近200万元(高峰达到300万元),以扩大村办企业规模。在1994年以前,袁杨村办酒厂生产的“瓦罐酒”,富于乡村特色,远销北京、武汉、荆门城区,年均纯利可达近20万元,是袁杨核心村办企业。近年来,因为酿酒技术的扩散,私人酿酒厂遍地开花,加之袁杨村将主要精力和财力置于办米厂和养猪场,外地市场的开发欠佳,直接影响了村办酒厂生产的“瓦罐酒”的销售,现酒厂开工能力不足20%,与之相关,年利润直线下降,每年仅可盈利7—8万元;现日加工50吨大米的村办米厂是在原日加工10吨大米的小米厂基础上,投资近80万元扩建的,但在加工能力增加的同时,由于私营大米加工业的发展,村办米厂的大米加工量并未增加。目前村办米厂80%以上的加工能力闲置,主要靠卖加工大米所得米糠赚钱,年利润5万元左右; 运输公司拥有五台五吨东风货车,全部承包到私人,每年每台车上交纯利润1万元左右,村集体共可收入近5万元;粮油经营部主要是为荆州油厂收购本地油菜籽,然后将荆州油厂生产的菜油运回本地销售,现在基本上无利润可言,但通过与荆州油厂联营,可以占用荆州油厂近50万元现金作村办企业的流动资金;村办养猪场始建于1994年,为千头养猪场,主要喂养从鄂西买回的“架子猪”(约100斤左右的猪), 年利润可达5万元以上,1996年又投入40万元固定资金、100余万元流动资金将其扩建为万头养猪场。因高价购买优良种猪,现无利润。据1996年统计,全部村办企业可实现利润40余万元,这些利润与每年村办企业高息借款的利息相抵,几无剩余。

      袁杨村办企业的发展与村支部书记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村办粮油经营部与荆州油厂的成功联营,系袁与荆州油厂厂长过去的私人交情;村办大米加工厂现加工的大米主要销往湖北金龙泉啤酒集团公司,主要靠袁的私人关系;村办酒厂更是袁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村办万头养猪场也是在袁的极力推动和耐心说服下扩建成功的;即使是村办企业高息的民间借款,也是以袁的面子来维持的。据说上级曾考虑调袁当乡党委副书记,结果一夜之间,民间借款纷纷要求撤回资金,直到袁本人公开保证不调走方平息风波。近年来,袁杨村办企业出资近30万元修建了组级晴雨公路,修整了电线电路,开通了程控电话,购买了10余套抗旱设备,并资助农户打井230余口,改厕240余处,建沼气池260余个, 给村民带来了实惠,但因为村办企业仍处于发展阶段,且每年要支付近40万元的高息, 企业利润并未分红到村民。 村办企业职工年均收入在5000元左右,虽然很辛苦,仍对一般村民有相当吸引力。据村支书袁讲,村办企业职工都是“半边户”,家里妻子种田,要完成税费和公粮任务,袁规定,凡是不积极出售公粮、上缴税费的职工,都要清退。因此,职工完成国家任务的积极性很高,袁本人也自豪地称职工队伍是他可以依托的除村组干部组织和党组织以外的第三套组织。

      2.姚周村

      据统计,1996年姚周全村实现工业总产值近400万元, 其中村办企业产值近于零,村集体仅有的一家大米加工厂和几口鱼塘全都承包到了农户,村里每年从中收1万元左右的承包费。因为办大米加工厂、 挖鱼塘和建村办公室等,村里已累计欠外债18万元,每年仅支付利息就要3 万多元。支书周对笔者说,今年(指1997年)中央要减农民的负担,乡统筹是减不了的,只能减村积累。积累一减,村里每年还利息都不够,这必然会造成村级债务恶性循环。因为村里负债累累,想办一点事就必须找村民摊派,村民自然对此反感,这就造成了想发展但无能力发展的困境。

      3.小结

      虽然袁杨与姚周一样,村办企业还没有为村民带来实际的企业分红,但较发达的村办企业使其不仅可以少找村民摊派而且可以为村民办些福利事业,从而为村民带来了实际好处,这就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和权威性。在姚周,安排义务工十分困难,即便是出义务工也大多是“磨洋工”,在袁杨村则完全不同,1996年底修建万头养猪场时,整个场地平整、运砖运料、砌墙盖瓦,全是村民出的义务工,仅此一项就大大节省了村办养猪场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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