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几年前我在北京与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住所会面之后便产生了写作这篇文章的愿望。这次有幸与汪同三教授一起参加浙江省的考察并理顺了一些思路。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但是其答案却极其复杂：通过对江苏和浙江两省利用外资与技术的实地考察，使我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能否同时避免欧洲工业化过程中无法摆脱的农民的被逐出和贫困化？中国能否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的另一个提法是，农村的工业化和集镇的发展能否既吸收农业和工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又吸收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 让我们先来回忆和分析一些有关数字。中国只占有全球可耕地面积的1/10，却拥有全世界1/3的农业劳动力。1978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有两亿七千万，而1985年减少到了九千六百万。1952年每个农村劳动力的净产出为323元人民币，而到了197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17元。由于加速农村工业化的政策的实行，农村工业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由1976年的8%上升到1983年的12%，1990年的30%。据预测，到2000年，农村人口的30%仍将从事农业生产，20%将从事渔业、林业和畜牧饲养业，10%将进入城市地区，而40%将在农村工业中就业。浙江和江苏省在1990年已经超过了上述水平。 虽然在许多领域内取得了成功，但是仍存在着许多全国性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8千万到1亿农民正在流向大城市。1990年北京有近2百万所谓“盲流”，上海有2百万，广州有1百万。 人们提出了两种极端不同的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一种是费孝通提出的系统发展集镇作为地区增长极的战略，这些集镇从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从私人所有到国有，来吸收农业人口。第二种是主要由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战略：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最适当的办法是扩大私人部门。同时，人们还注意到，外资和技术的投入刺激了人口的迁移。由于已有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我们可以说外资投入和技术引进只能为一种模式所用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的话，外国投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将分12个部分进行讨论。 一、城市化 城市化既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中国和江浙两省所独有的问题，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过快和无计划的城市化已造成了近于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了抑制过度城市化，稳定城市人口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城市人口1982年增加了20.8%，1985年增加了36.6%，而1988年增加了49.6%。在中国阻止过度城市化的一种作法是在农村地区发展中小城镇。 1984年9月分布了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的政策，规定了4个必须具备的迁移条件： ⑴在城镇中有永久性住房；⑵有城镇营业执照；⑶在农村的承包土地有人转承包；⑷自备口粮供应。以江苏省龙岗镇为例，1985年申请迁移到城镇的批准率只有13%。除了重要的行政管理措施外，迁移问题的最终解决，要依赖于具有适当工资水平的就业机会的形成。通过发展农村城镇可以缩小城乡收入的差别，有资料表明农村与城镇收入差距在1982年为61.8%，而在1985年下降到48.4%。 二、剩余劳动力 我们不能不考虑剩余劳动力所可能引起的问题。1982年中国1/3的农业劳动力被认为是多余的（他们要赡养2.7亿人），多余农业劳动力到2000年将上升到48%，对2000年的估计数字为1.2亿到2亿之间。这仅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还没有包括工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工业中的隐性劳动力剩余也是相当可观的。 以浙江省为例，从1989年到1992年工业的失业率由2.1%上升到2.4%。该省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人数，1989年为2778950人，1990年为2813390人，1991年为2840540人，而1992年为2866270人。 三、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或“盲流”，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那时有4600万到5200万人脱离了农业，还有184万到208万人成为失业人口。以杭州的邻近地区为例，可以看出受教育相对较多的人的外流将使未来农村地区的发展更为困难。1984年，外出人口的2/3是初中毕业生，1/3是高中毕业生，而仅有1/10是文盲。年轻人和男性离去得较多，只有老人、妇女留在了农业中。 一般来说对于外出迁移者的数字的估计总是偏低的。例如，对农民的外出迁移者的估计数是每年近600万人，但实际数字每年有1000万人。此外，有些估计在1988－2000年间有8400万人必须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最好情况下可能有65－75%能被吸收，而其它的估计则认为只有50%的吸收率。其余的25－50%的人只能或从事不法职业，或成为不稳定因素。 四、农村组织 在70年代后期开始加强农村部门，并将一些公有企业下放给乡镇管理，这使得权力所在地和财产关系本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三种形式的农村建制：建制镇，非建制镇、以及镇管村。建制镇由县管辖，非建制镇可能是自然村与县之间的最好的一层组织。当然还有一些旧的集市镇。在江苏一般集市镇规模大约有4500常住人口。国家科委自1985年开始执行的星火计划提高了这些基层单位的发展能力。星火计划为它们提供了技术咨询，分担了培训费用，提供了信息服务，并帮助制定当地发展战略计划。从这种地方化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模式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