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指“求实”的优良学风。毛泽东同志引用时已经赋予了特定意义，也就是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去寻找研究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掌握这些规律以便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对其涵义进行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革命战争年代，实事求是已成为我党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石。建国以后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度占主要地位，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是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个时期里，这条路线又一度遭到了曲解和破坏，结果使得我们的国家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伴随着对实事求是的重新认定，人们的思想又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放。同时，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萌芽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面对新旧世纪交替、国际国内新发展的大势，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使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首先，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来对待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就在于它能够“改造世界”，也就是说，能够见之于实践，满足我们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他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1页） 其次，实现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途径是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只有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才能“明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些观点，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根本问题上，体现了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给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依据。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页）“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从事实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这是坚持还是违背党的思想路线的标志。毛泽东同志的真知灼见来源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由实践上升到理论，进而作出科学概括。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扎根于中国土壤的理论。 再次，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进行客观分析后进行的科学概括，因此对现实斗争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对中国客观实际的科学反映。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分析了中国历史、社会、各阶级的特点及其关系，分析了中国所处时代的特点及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及“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业无产阶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