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发生在1929年秋天至1936年，也就是他从奥地利南部小镇重返剑桥后直到开始撰写被看作他后期代表作的《哲学研究》。由于这段时间比较长，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做“转折时期”。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逐渐思考和形成他以后的主要思想，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并向学生们阐述了他的主要观点。他在这段时间写下的笔记在他嗣后被整理出版，他的讲座笔记也被他的学生们整理出版。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哲学语法》（1974）、《哲学评论》（1975）、《兰色和棕色笔记本》（1958）以及三本讲座笔记《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座笔记》（1959）、《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座笔记》（1980）、《维特根斯坦1932—1935年剑桥讲座笔记》（1979）等等。此外还有十卷手稿和近800页的大打印稿（Big Typescript）， 其中许多内容已经被收入上面提到的几本书中。在这些著作中，维特根斯坦明显地开始放弃《逻辑哲学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改变了他对逻辑、思想、命题、世界、事实等主要问题的看法。 由于这段时间属于维特根斯坦思想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过渡阶段，因而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对此给予专门的注意，只是把它看作维特根斯坦放弃前期思想的准备阶段：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大量笔记以及讲座或者是他后期思想的一部分，是为写作《哲学研究》所做的准备工作；或者是他后期思想的雏形，因而多少还有些不成熟的看法。 但这种观点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哲学研究》的写作开始于1936年，而早在1929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这长达近7年的时间里，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从未停止过， 他所留下的大量笔记就是最好的证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哲学评论》、《哲学语法》等著作中表述的思想与《哲学研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就向我们表明，通常被看作的他思想的转折时期绝不简单地是从前期到后期的过渡，而是有其自身的思想特征，并由此使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与《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思想区分开来。因此，我们有理由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这段时间称做“中期”，区别于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和以《哲学研究》为代表的后期。而他的中期思想代表作就是《哲学评论》、《哲学语法》、《兰色和棕色笔记本》以及其他的讲座笔记。 作为思想发展的中期，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的哲学思考的确兼备他前期和后期思想的特征。一方面，虽然他已经意识到《逻辑哲学论》的错误，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其中的某些主要观点，例如在《兰色和棕色笔记本》中还基本上坚持对理想语言的看法。所以，维特根斯坦的中期思想还保留有《逻辑哲学论》的某些痕迹。但另一方面，既然他已经看到自己前期思想的错误，因而修正这些错误自然就成为他现在着手的工作。而其中最大的修正就是他整个视角的改变，也就是说，从逻辑的、形而上学的、独断的、理想的世界观转向了日常的、经验的、心理的、现实的世界观。毫无疑问，这种转变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中是根本性的。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完全走进经验的日常语言领域，没有以纯粹的语言游戏者的身份使用语言，但他毕竟看到了逻辑语言的世界观存在的问题，因此试图从通常的哲学观念中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不仅如此，既然作为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独立阶段，维特根斯坦在这段时间里的思考就有着不同于他前期和后期思想的特点。譬如，《哲学评论》明确提出命题的意义与命题使用者有着密切关系，而不是取决于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哲学语法》则把语法问题与现象学方法联系起来，用现象学的还原解释语言使用的过程。这些观点在《哲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发挥，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在《逻辑哲学论》中。 一 在维特根斯坦思想发展的中期，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哲学性质的思考。当他彻底抛弃了早期的哲学观后，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如果哲学既不是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那么，哲学究竟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前后曾在笔记和讲座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些思想最终发展成为他后期的哲学观。这里，我们主要根据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写下的题为“哲学”的笔记和他给学生所做的同名讲座，清理一下他在这个时期对哲学性质的基本看法。 在题为“哲学”的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开篇就表明了自己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看法：“哲学的困难不是科学上的理解困难，而是态度变化上的困难。意志上的抵触必须抛弃。”（〔1〕，p.161）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哲学并不会导致我们放弃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放弃谈论事情，但我们抛弃了谈论无意义的文字组合。在另一种意义上，哲学又需要一种放弃，一种情感上的放弃，而不是理智上的放弃。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或许正是哲学对许多人来说感到困难的原因。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工作就如同建筑一样，实际上更是一种对这种工作者自身的折磨，一种对他自身观念的折磨，一种对他认识事物方式的折磨。这种折磨表现为对语言的误用。例如，在传统的西方哲学家看来，知识领域存在着两类问题，一种是基本的、重要的、普遍的，另一种则是次要的、偶然的，但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知识领域并不存在所谓重要的、基本的问题，因为一切认识都基于认识者当下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以，把“重要的”或“基本的”等这些形容词用于说明“问题”一词是不恰当的。由此，维特根斯坦提出，哲学表明了语言的误用，或者说，哲学就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 把哲学的性质归结为语言问题，这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此时的创造。弗雷格和罗素都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哲学问题只能还原为语言问题才能得到回答。《逻辑哲学论》同样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对命题意义的澄清。但现在，维特根斯坦不仅把哲学完全看作是语言问题，而且认为哲学的产生正是由于误用了语言。所以，哲学研究其实应该是一种语言研究，即对语法现象、命题意义、语词使用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又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学，而是强调我们通常误以为正确的语言用法与它们的实际用法之间的区别。他写道：“如果我修正一个哲学错误，说这就是人们一直认为的方式，我就总是在指一种类似（我总是必须指一种类似……），并表明这种类似是不正确的。……我总是必须指一种人们一直想到的类似，但人们并没有把它看作一种类似。”（〔1〕，p.163）所以，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家总是竭力想要找到恰当的词，使得我们能够用这些词去掌握那些完全融入我们意识中的东西，这就像是一个人的舌头上有一根头发，他能感觉到它但却抓不住它，所以他也就无法弄掉它。这样，哲学家的工作，就变成总是毫无效果地向人们提供无意义的说话方式或命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