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如黑格尔自身所言，哲学的历史在其逻辑体系最后达到了完满，因而也就达到了终结。现代和后现代虽然也谈论哲学问题和话语，但是很少有人胆敢宣称自己的思想还是哲学。海德格尔明确表示，哲学的中止之处正是另一思想的开端之所。德里达也在死亡的哲学的文本中玩着他的解构的游戏，他打碎了哲学的同一性，以致人们不再相信他是一位职业的哲学家。看来，哲学只是在现代和后现代那里保持了其自身那不死的名字，它实际上是自身的悖论：非哲学。 为什么哲学成为了非哲学？对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现代思想对于形而上学的否定和拒绝。语言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语言的误用所导致，因此它的全部问题只是伪问题，于是随着语言误解的消除，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将同时瓦解。对于存在哲学来说，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历史，只是存在者的历史，而不是存在的历史，更不是人的存在的历史，因此对于人的追问已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任务。不过，后现代仍然看到了在现代思想中形而上学的幽灵和阴影，对此残迹的彻底铲除则是后现代的主要目标。这些答案当然切中了问题，但如果我们认为哲学是爱智慧的话，那么非哲学正是不爱智慧，因此问题便成为了爱智慧如何转换为不爱智慧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智慧自身的死亡导致了无智慧可爱。这个智慧的死亡意味着人不复有其规定，这样人便不知道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也就是说，人没有了家园。无家可归正是现代人的规定。这种无规定的规定在根本上贯穿了现代的思想。于是思想依然存在，但是它却不再是哲学。与哲学的消亡一起，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和美学也不复存在，它们只是还原为人的存在中的问题，因为本原性的伦理关涉到人的居住，而本原性的美也正是存在自身的显示而已。 这种非哲学化的现代哲学不再关注于理性亦即思想，而是关注于所谓的存在问题。因此现代思想在根本上不可能是纯粹理性，只与自身相关。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只从事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而且不能有其他的事情。但是现代思想却抛弃了这一规定，它的非纯粹性在于，它把存在视为本原的，思想不过是这一本原的从属物。于是思想不再从事于与自身相关的事情，而是存在的事情。存在在现代成为问题，而且也只是现代的问题。这是因为智慧死亡，人没有自身的规定，从而它要求哲学代替智慧的角色，由对理性的追问转向存在的追问。而且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存在不是存在一般，而是人的存在。关于这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家族的现象，如狄尔泰的解释学的生活和体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生活游戏等等。至少尼采和海德格尔更是如此，尼采的生命和海德格尔的此在都是从不同维度对于人的存在的表述。由于存在不复是思想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现代形成了所谓的存在和思想的关系。事实上，因为存在是本原的，所以它排除了思想规定存在，而只是固守于存在规定思想。尼采摧毁了形而上学的理性领域，他把生命或生活置于规定的位置。海德格尔用诗意的语言说道，思想是存在的思想，正如云是天空的云一样。 然而，这种被存在规定的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再是纯粹理性，而是非理性，正如人们用非理性主义所说的那样。不过非理性主义这一名字容易导致误解，它会只被看作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和反对者。诚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凡是理性作为开端、原因、根据和中心存在的地方，都将被现代思想所摧毁。但不仅仅如此，现代思想也看到并刻划了理性的边界，而且试图在此边界之外为理性探求本原。如果说理性自身是光明的话，那么在它的周身则弥漫着无穷的黑暗，这个黑暗是理性从来没有看到也是不可能看到的。所谓的存在，也就是那个先于理性的存在刚好就是这个黑暗之域，在此，理性遇到了自身的边界。作为现代思想本性的非理性主义正是由此而生的，它的非理性之非在于：一方面为理性寻找一个更本原的开端，即存在；另一方面也为存在获得一个比理性更为本原的把握方式，即经验，由此所谓非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更本原的东西，它先于理性，并使理性成为可能。存在之所以是非理性的，是因为它并不保持自身的同一，而是在无限的差异中生成，于是存在自身便是悖论，即它是A又是非A，这是理性一定要清除的。而且这种悖论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矛盾，它作为理性自身的发展会在自身的逻辑发展过程中以辩证法的形态自身扬弃掉。当然马克思和尼采都涉及到了存在自身的矛盾问题，但是在现代哲学中，将存在的悖论形成主题的是海德格尔，这表达于他的“存在即虚无”的用法中。如果作为悖论的存在是非理性的的话，那么理性对于存在的把握必然无能为力，它只好让位于由存在自身而来的经验。经验并非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并被理性最终所摒弃，相反，因为它根源于存在，所以它能够在存在之中经验到那有无的生成和那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东西。与此相应，直观、领会和体验等等由于和存在的内在关联也具有了优先于理性的意义，它们实际上是经验存在的种种不同方式。 目前，现代思想自身也走向了终结，这是由后现代形成话题的。后现代意味着不是现代，因为在它看来，现代虽然与形而上学形成了断裂，但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它的继续，这在于，它依然是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形态，这正好是后现代要彻底清除干净的。但后现代自身是什么却是不可规定的，不过，正是这种不可规定性构成了后现代的特色。为什么后现代是不可规定的，这并非因为它的差异性、多义性和矛盾性，而是因为后现代没有了规定。历史一方面是人的规定，它形成了智慧；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规定，它构成了哲学。然而这两方面在现代遇到了危机，导致智慧的死亡和哲学的死亡。虽然这样，现代思想仍然试图通过对存在的追问来重新寻找对于人的规定。于是现代思想在根本上是这样一种复调的变奏：它一方面是对于人无家可归的哀叹；另一方面是对归乡之途的憧憬。例如，尼采的区别于道德颓废者的超人，海德格尔对立于理性动物的要死者，都是一种无限乡愁的意绪。然而这对于后现代来说只是可笑的梦想，它也许是那不死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幽灵在作祟呢。后现代并不认可一个人类的家园，人的存在只是冒险和漫游，因此它既没有丧失家园的痛苦，也没有返回家园的欢乐。而且这个家园在后现代的眼里只是在场的形而上学的一个代名词，因为它只是意味着人的存在的根据、来源、原因和中心。但后现代反对任何根据，正如所谓的“无原则主义”（一般译为无政府主义）所说的。人们一般追问“为什么”，为自己和世界寻找一个根据，凡是有根据的就是存在的，凡是没有根据的就是不存在的。然而，后现代的流行话语则是：“为什么不”，这并不是为人的一件否定性的行为寻找根据，而是否定了寻找根据本身这一行为。如果没有了根据的话，那么费叶阿本德的“无原则主义”的名言“一切都行”便不需要任何根据了。由于没有了规定，后现代人的形象成为了碎片。传统的人是理性的人，他的肉体、灵魂统一于理性之中；现代的人是存在的人，他的欲望和感觉源于他的存在；后现代的人则没有了这种同一性，福科所说的人已分裂为三：生物的人、经济的人和语言的人。于是，如果仅仅只是就人的欲望而言，如性欲，那么它只是纯粹性欲本身，它没有肉体之外的任何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