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开启现代性。启蒙即对现代性的追求，是生成和导向现代性的教化性环节与精神。启蒙方舟将人摆渡到工业文明的此岸，人必因身陷工业文明的沼泽而迁怒启蒙。在这里，历史哲学关于进步代价或者历史必然性的说明和解释，丝毫不能减轻人们的愤怒。对启蒙进行反思与批判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思想界的一道引人注目的理论风景线。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就是这道风景线中的一处独特景观。 一 《启蒙辩证法》一开卷就将一个天启式的悖论置放在我们面前：启蒙总是致力于将人们从恐惧中拯救出来并建立理性的权威，然而，为什么经过启蒙的地球无处不散发着得意洋洋的灾难？人类被启蒙了，为什么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自拔？为什么人类并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的状态，反倒沉沦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中呢？换个问法可表达为，人类追求进步自由的理想何以变成了一场现代性噩梦？ 以此为线索，《启蒙辩证法》率先从启蒙自我逆变角度审查了启蒙理性。 全部启蒙传统始终贯穿着去魅化努力，意在把人从一直压迫与控制他的神秘物那里解放出来。那种压迫与控制人的魔力无穷的神秘物就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界。启蒙的目的就在于去除自然界的魔力，用理性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开蒙的先哲，如被马克思称之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英国哲学家培根，为此而勾画的“剔除魔力”的纲领（启蒙的纲领），就是依靠知识使世界摆脱魔法。因为，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眼里，知识就是人进行统治的力量，“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页。）知识的真正的目的、 范围和本质就在于更好地支持并帮助人的生活。因此，理所当然地可以引申出这样的判断：技术就是知识的本质。一切像实体和质、活动和痛苦、存在和生成这样的概念都因其超验属性，而被驱逐出科学的领域；一切不符合计算规则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被归入想象的逻辑，从而与知识分道扬镳。因此，在启蒙的知识定义下，知识鄙视观念和思想。知识就是实用的方法，就是技能。“人们在研究新时代的科学时放弃了思维。人们用公式来代替概念，用规则和偶然性来代替原因。”（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结果， 工具理性——它以定量定性、数学化、标准化、操作主义和整体控制的“科学态度”判断并榨取一切，规划并合理安排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特立独行，成为神控世界的世俗化版本。经此转折，理性变成工具化、技能化了的理性，启蒙变成了蒙蔽，工具理性高视阔步，价值理性悄然引退。也就是说，理性已经严重消蚀，尽管它自以为自己以合理的逻辑分析超越了神话时代的混乱，但启蒙却使它再一次成为一种新神话的牺牲品。人们极为惊异地发现，在进步幻想支配下，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这种转化的内在制约而转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启蒙走上了自我摧残之路。 原本意义上的启蒙精神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真正确立主体地位的存在方式，它的根本意旨在于，使人类世界从巫术的、奇魅的或传统的束缚中觉醒出来，“解除世界的魔咒”，在经过启蒙的洗礼之后，人类得以自由地控制自然，地球遍燃自由的火炬，飘扬正义的旗帜，人类社会建立起合理的秩序。所以说，迈向理性启蒙的进步过程，就是人类征服自然，获得自由幸福的过程。本着这种天真而又稚嫩的幻想，近代思想家们将启蒙理性广义地理解为西方文明合理化的最高命令，把人之外的世界当做一个为了人的利益而可以任意加以盘剥的对象，进而挺立起科技理性，人一步一步走向对外在自然的恣意践踏，稳定地移向宇宙的中心。神话、宗教早先在大众意识里所占据的显赫地位逐渐为各种以人为主角的科学所取代，世界不再是人的“家”，只是人用来变化的材料。科学也不过是人类剥削自然的工具，人类要从自然学习的东西，就是如何控制、支配自然，以便役使自然。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象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者只是在能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科学家只是在能制造事物时才知道事物。只有这时，科学家才知道事物本身。科学家在运用事物的过程中，总是把事物的实质看成为他所掌握的实体。这种等同性构成了自然界的统一性。”（注：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 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页。）又说：“启蒙的实质， 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人们总是要进行选择，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的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新的野蛮状态的种子”导致的更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启蒙从对自然的统治必然衍生出对人的统治。因为，对自然界不断加强的统治意味着人同自然的异化，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对自身控制方式的变化。启蒙理性在提高了人对自然界的统治能力同时，也增强了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力量。“好事善行都变成了罪恶，统治和压迫则变成了美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6页。）结果，“对于统治者来说，人们变成了资料，正像整个自然界对于社会来说都变成了资料一样。”（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0页。）启蒙并没有给人们以一个自由、平等的合理的社会秩序，启蒙思想家所憧憬的理性王国在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被击碎，原本是为了解放人的启蒙理性现在却变成了人类主体奴役自然和自我奴役的工具。通过启蒙，人的灵魂脱离了蒙昧，然而却又可悲地置身于工具理性宰制之下，物欲的大众宁愿以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因而丧失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于是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进步的向往变成人们对权威和暴政的温顺服从，以致高度发达的理性技术管理被用来实现最大规模的、最无人道的非理性目的。这样，清醒的人们看到，“技术世界的理想、废除自然，即彻底控制自然又反馈到人的身上：全面的剥削作为‘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在被规定为是必然永恒的自然的剥削中只能坚持剥削的本性，‘即虚假的绝对，盲目的统治的原则’，并发展为一切社会形式的统治工艺学。”（注：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89页。）也就是说，启蒙造就了一种新的统治工艺学， 并且使这种统治的工艺学排除了一切法则。新的控制，支配方式不服从理性，它嘲笑任何爱恋真理的思想，启蒙理性因此彻底放逐了解放的可能性。启蒙后的人类从一个黑暗走向另一个更大的黑暗。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指出：“冷酷无情的社会借助这种带有麻醉剂的田园生活，使受奴役的阶层承担起他们不能忍受的苦难，而不再有维持自我生存的理性。实际上，这种田园生活仅仅是一种幸福的假象，让人麻木不仁地度过困苦的生活，象动物一样地存在着。”（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56—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