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 （1999）08—0030—03 世纪之交，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必须承认当代哲学自语言学转向后所形成的后形而上学的思维背景，（context）， 并在这样一个背景条件下，参与国际性的哲学对话。 主体哲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兴起，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主体哲学所肩负起的社会历史任务还没有完结，因此，也许提出传统意义的主体哲学在中国的终结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社会发展背景所形成的这个哲学思维上的时间差，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着当代中国哲学的思维。中国的哲学家们只有自觉地突破它自身的局限，才能在转变思维方式的意义上介入后现代的哲学话语，从而把中国当代哲学推向前进。 主体哲学或者说笛卡尔—康德式的意识哲学把主体或者说自我放在中心地位，集中从主体、“自我”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即主客关系来思考，这样，主体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式思维，即把主客体二分作为本体论的前提。主体中心理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哲学思维范式是与几千年来的柏拉图的超验主体图式一脉相承的（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把这讲得十分清楚）。因此，消解柏拉图哲学以来的逻各斯中心和超验主体，同时也是对主体中心理性的克服。理性中心、上帝中心以及近代哲学的主体中心都是逻各斯中心。因此，类似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等人则宣称伯拉图式的“哲学终结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消解传统哲学的超验主体及其主体中心理性，克服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否定，不仅在于对主体中心理性或者说主体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克服，而且在于他们所说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主体中心理性是与“恐怖”同伍的，以福科的语言来说，超验主体隐含着一种权力话语。我们在看到主体中心理性对于人的主体性高扬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它的社会负面意义。因此，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不仅是一种哲学批判，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批判。 实际上，对于主客二分式的主体中心理性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从韦伯对目的理性的充分阐述中体会出来。在韦伯看来，与在哲学上主体中心理性的出现的同质性文化现象的是，西方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从纯粹伦理行为方向到纯粹功利主义行为方向转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尤其是受目的理性支配的理性化过程。伦理生活从中世纪的神圣化到近代的世俗化与目的合理性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而这种目的合理性的进步，则是在一种有利于不相信价值，纯粹目的合理性而排除与价值合理性相联系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目的合理性就是一种功利成就取向理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是形成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的全面（从劳务市场、物品市场、资本市场到可计算的行政管理组织）的功利成就取向的社会机制，即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的合理化。正是这种功利成就取向理性（目的理性），导致人性的扭曲、异化，人的物化，而霍克海姆和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他们正是对准目的理性（他们称为工具理性）进行社会批判的。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消解主体中心理性，在西方哲学那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是主体中心理性导致实利主义，导致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分裂。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对准工具理性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解释学和现象学、语言哲学则在批判主体中心理性，寻求主体与客体统一的理论模式，把握主体与环境、他者共在的生活世界的本体性。语言游戏与生活世界的概念表明，人类存在并非是（单）主体中心性的，而是交互主体性的。这本身提示了一种新的哲学方向，然而，语言哲学和现象学本身及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并没有建立一门交往哲学。 因而，现代哲学本身由于主体中心理性的消解而面临困境。在德里达、福科、利奥塔等人那里，他们继承尼采的哲学倾向，把对主体中心理性的批判变成反理性的批判。在他们看来，随着主体中心理性的消解，没有类似于上帝死亡后空缺所留下的位置。因此，后现代哲学本身不仅形成了新的视野，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偏见。在他们那里（还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异质多元、相对主义、背景主义（语境主义）对抗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主义，从而否定相对语境内含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指出：“继超验主体崩溃之后，分析就被引导到语言的无个性特征的发生上，这一发生将世界从它自身之中释放出来，并且又将世界重新吞噬掉，它超越于任何实在历史和任何内在世界的实践之上，贯穿一切，穿越自我”。这种类型的分析“承认在把大量的遗失了的事物释放出来的时候，自我及自我认知的消解，已为一个空洞的综合物所置换。”（哈贝马斯：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Philosophical Essays,1992,Polity Press,p.209—210）后现代的激进的语境主义认为， 一切有效性要求都来自于特殊的话语中，强调理性是“这个世界的事物”（福科），因而把与真理相关的历史科学的内涵完全勾消。然而实际上，“这些内在于特殊话语的有效性要求却被卷入到盲目出现的话语总体中，并被弃置于施展权力的话语之中”（同上，P210）因此，现代后形而上学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及随之继起的对情境理性（situating reason）的强调，导致了新的偏见和新的蒙昧，遮蔽了现代社会生活内在所需的普遍合理性。内在于特殊话语的有效性要求，同样需要在理性、真理与正义的标准下，进行批判与修正，需要参照交互主体性的认知关系和社会规范关系。否则，在超验主体消失后的现代语境中，存在的空间就要“被卷进方向不明的语言的漩涡之中”，（同上）而导致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