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地位的确立 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到智者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地位在古希腊哲学中得到了最初的确立。随着中世纪神学的兴起，人成为上帝的奴仆，人只有在上帝的神性之光中才能获得自己存在的根据。但在14世纪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符合近现代文明的“人”的观念得到了确立。 针对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文艺复兴运动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人的潜在能力与创造能力在怎样的生活方式中才能发挥出来？是选择积极活跃的生活方式呢？还是沉浸于苦思冥想中？这时的思想家们认为，人身上潜伏着巨大的能力，这种能力只要发挥出来，就能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用伯克哈特的说法是“发现世界和发现人”。 从伯克哈特的描述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对人地位的确立是沿着两个向度展开的：一是面对自然，形成了观察自然、描绘自然、表现自然的科学方法，这种面对自然的态度，一方面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打击了中世纪的宗教。另一向度是发现人本身。这又是沿着两个维度展开的，第一是从自然科学出发理解人的身体结构，达·芬奇的解剖学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明；第二是从文学、艺术中表现不同于上帝的人性，针对中世纪宗教神学观，主要表现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崇尚，拉伯雷的《巨人传》、薄伽丘的《十日谈》、波利契里的绘画《维纳斯的诞生》等，似乎都在回应着爱拉斯谟的名言：大自然让人们放纵情欲！他们认为，人只有在自然本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才能一代接一代地克服艰难险阻，过上最好的生活。对探索自然合理性的论证，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动力，而对人的情欲合理性的证明，则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前提。 但是文艺复兴也是分阶段进行的。早期的思想家借助古典文化重申人的概念，表现出解放后的自信与自豪。随着运动的发展，一种纵欲、放荡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早期那种节俭开拓的精神消失了，人们的“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导致了社会的混乱。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曾指出：“十分脆弱的社会纲纪解体了；人又回到野蛮状态；各个人都想趁此机会摆脱仇家。但是平日，暴行虽则少一些，残酷的程度还是一样。”（注：凡纳：《艺术哲学》，16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1。）伯克哈特也认为，“这个民族的每一项激情的趋势都是强烈的，而用来满足这种激情的手段则常常是犯罪的”，“在意大利我们看到的却是由于强有力的性格的堕落”，“在这个每一种个性都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里边，我们看到了那种标准的绝对的不道德的例子，喜欢为犯罪而犯罪，而不把犯罪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注：参阅伯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426～444页，商务印书馆，1979。）在这一现实面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版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权术与良心、权威与秩序等，这表明他是想运用政治来解决文艺复兴带来的社会问题。 文艺复兴运动的逆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文艺复兴运动将人建立于自然性上时，这种人性到底有多大作用？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人的地位到底在哪？这引起了思想家的反思。这一反思曾对人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却又在更深的逻辑上论证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二、人的理性的确证 文艺复兴运动一方面导致了人的重新发现，而这一发现带来的结果是对人的地位的反思。文艺复兴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对自然的发现。这一发现如果说开始是对人的能力的发现的话，但哥白尼“日心说”的产生则更加动摇了人的地位。人怎样才能确证自己，使文艺复兴时期培育起来的自由观念与乐观精神保持下来，这是近代人学理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文艺复兴的观照，当时的思想家们选择了理性的概念，这是17世纪之后人学逻辑的重要理论论证。 在中世纪神学中，虽然人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且人本身就是有原罪的，但这个有着原罪的人却是地球的次主人，他居住于地球——宇宙的中心。哥白尼“日心说”在科学上虽然比“地心说”前进了，并为人从封建神学中解放出来提供了自然科学的根据，但也给人的存在问题本身提出了诘难。当他拆掉一切至今把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的人为的栅栏时，人被置于一个广大无边的宇宙中，人被一个不出声的宇宙所包围，被一个对他的宗教情感和他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缄默不语的世界所包围，这将引起人的恐惧与颤栗。正如帕斯卡所说的：“这无限宇宙的永恒沉默使我感到惊恐。”哥白尼的这一发现，正好印证了蒙田对人的地位的怀疑。“让人用理性的力量来使我懂得，他把自认为高于其它存在物的那些巨大优越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谁又能使他相信——那苍穹的令人赞叹的无穷运动，那高高在他头上循环运行着的日月星辰之永恒的光芒，那辽阔无边的海洋的令人惊骇恐惧的起伏——都应该是为了他的利益和他的方便而设立，都是为了他而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呢？这个不仅不能掌握自己，而且遭受万物的摆弄的可怜而渺小的尤物自称是宇宙的主人和至尊，难道能想像出比这个更可笑的事吗？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控制宇宙了。”（注：卡西尔：《人论》，19～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因此，新的人学逻辑必须证明：新的宇宙学不会削弱或阻碍人类的力量，而是确立和巩固这种力量，使宇宙学的冲击变成新的福音。这时人所面临的就是双重问题：既能对文艺复兴出现的社会衰退现象进行自我把握，也能对宇宙进行科学的说明与控制。理性概念的出现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