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一切科学和技艺中最有权威或最主要的（kuriootatee，形容词“主宰的”最高级形式）学术， 其余各种格外为人看重的技能，如军事之术、家政之术、修辞术等，全都归属于政治学之下，为其所利用。政治学追求为了人的最高的善（见《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第2章）。 当然这里的“一切科学”指的是与人的行动或做为有关的实践科学。实践科学主要包括伦理学与政治学，也可以统称为“政治学”。把伦理学称作政治学令人多少有些不习惯，这既显示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极度重视，也表明他的政治观念与现今流行的政治观念有所出入。 《政治学》开篇不久就提出“人天生是政治的（politkon）动物”（1253[A]2）。这句名言是我们了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很好的切入点。所谓“政治的”，本义为“与公民（politees）有关的”，而“公民”又指作为城邦（polis ）的一员，英文political 由之而来的politikos原本指“与城邦公民有关的”， “公共的”（与“私人的”相对），政治活动或城邦治理只是此词在特定方面的含义。此词的阴性形式politikee前面加上冠词hee构成的短语就指关于政治的技艺或学术，英文作politics即政治学。汉语的“政治”一词，只见为政与治理，完全不见万民百姓或“公民”方面的涵义，自然会掩蔽西方古典政治观念的原来面目。另拈它词来译如此习用的概念不像是个好建议，但是做些比较性探讨应该是有益的。 仅从字词上辨析显然甚不充分，让我们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述。紧接这句名言之后讲到，与蜜蜂及所有其它群聚而生的动物相比，人更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动物之中唯独人具有善恶、公正与不公正之类的感觉，从而结成家庭和城邦这样的共同体；所有人天性之中都有共同生活的本能（1253[a]—30）《政治学》第三卷第6章再次提及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时说，人即使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也要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把人们聚集起来，在共同体中各人享受其应享的一份美好生活；仅仅为了生存自身，人类也要与他人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说，自足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离群索居，而是指与父母、妻儿以及朋友和城邦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人天生要共聚而生；人天生就期求结成配偶，丈夫与妻子间的友爱看来是天生的；人是政治动物，天生就要同他人一起生活（1097[b]8；1162[a]17；1169[b]18）。至此可以清楚地看见：1、“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并非不经意之言， 它代表着亚里士多德坚信不疑的一种思想；2、 “政治的”含义极其明确，即“与他人（在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的”，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的要义乃是共同生活符合人的自然本性（phusis）。 明确了亚氏所讲的政治观念后，旋即会碰到一个尖锐的问题：“政治的”生活果真符合人的本性吗？相当一部分人大概会说“不”字。比如，较亚里士多德还要早些的犬儒学派开创者就将一切社会习俗与规范统统视之为人性的羁绊，挣脱其束缚方能返归自然本性。对社会文明的反叛似乎总在寻隙萌动，成为文明乐观论者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即使不那么极端，个人与社会共同体孰更根本依然是一大难题。近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个人及其权利无疑更为根本，不过个人还是社群更为根本依然是一个引起诸多争论的话题。稍稍改换一下角度，即假定多数人都承认社会生活对人是必需的，他们会承认那是一种自然本性吗？况且，人的自然本性究竟有何所指？ 亚里士多德并不为这样的问题烦扰，在他看来，个人追求的善与城邦或政治共同体追求的善是同一的，对城邦有益就必定对个人有益。利益冲突根本就不存在。他不太鲜明地讲过城邦的善高于个人的善（《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b]7—10，并且《政治学》1253[a]19 处说城邦作为整体在本性上要先于作为部分的家庭和个人），这倒并不涉及城邦有权压制而公民理当顺从的问题。可以认为，亚氏笼统地断定城邦与公民的目的和利益一致而忽略了两者间可能发生的严重的利害冲突。 这里无法讨论人类自然本性之有无及其究竟为何物，或者辨明个人与政治共同体孰重孰轻，但确信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中成问题之处，也不妨碍我们肯定人类及其文化对于共同生活的依赖，正视纷乱复杂的、时常引人痛楚和厌恶的政治现实对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从而达到一种弱化了的亚里士多德观点：政治生活还有政治研究对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二 除《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外，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涉及政治题材的主要有《优台谟伦理学》、《尼各马科伦理学》、《修辞术》等。其中，《尼各马科伦理学》含有大量的政治学思想，研究亚氏政治学说者不能不读。 《政治学》的写作时间难以确定，大致作于亚里士多德主持吕克昂学园期间（公元前335—323年）。全书共分八卷，第一卷讨论城邦的构成要素——家庭，第二卷主要反驳了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方案，第三卷阐明城邦和公民的特性并概述政体的各类形式，第四至六卷非常详细地陈述各类政体的组建和演变情况，第七、八两卷探讨最优良政体及教育问题。从内容上看，一、二、三卷之间的联系有些松散，四至六卷自成单元，七、八两卷明显与前几卷的讨论脱节，在思想和写作风格上都不大像成熟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本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为确定《政治学》各卷的年代顺序付出了许多辛劳，提出了好些种排序法，不过正像对其它亚里士多德著作一样，关于写作年代的发生学研究方法终归缺乏说服力。《政治学》按现有顺序尽管显得不连贯也不够完整，通常还是唯一可据的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