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一词最早见于何处，现在已难于考证。在西方语言文字的词源学中，理性是逻各斯，是一种人生态度。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理性的最初意义是接近“词”的含义，逻各斯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说话”。人类正是在词的意义中促成了理性，创造了最初的文化。在中国语言文字中，理是外在的道理，性是内在的思考力。可见理性这一概念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是完全吻合的，都是有关宇宙人生的道理。 任何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规定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规范了思维的明晰与确定；另一方面，它又阻滞了思维的超越与扩散。理性概念也不例外。如果说，当年物质概念和物质形态概念的区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那么，今天理性概念和理性形式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本文就西方文化中理性形式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对新理性形式的呼唤问题进行探讨。 一、理性的源头 人类理性的源头，是人类的原始生产劳动。正是在生产劳动中，锻造了人类理性的规范与创造的本质特性。 原始文化是人类理性萌芽的深厚土壤。原始的巫术、图腾、神话、艺术等原始文化，蕴含着原始非理性心智向理性演化的契机。 巫术是原始宗教的粗糙的低级形式。巫术标志着原始人开始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区别和对立；它是原始人企图利用巫术的仪式使自然界服从自己意愿的低级宗教行为。费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一书中，以大量的人类学资料证明巫术阶段人类心智发展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没有巫术，便没有理性发萌的渊源。卡西尔把巫术称之为原始人必须通过的第一个学校：“他不必只是服从于自然的力量，而是能够凭着精神的能力去调节和控制自然力。”（注：卡西尔：《人论》，119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仪式（标准化的行为）和咒语（标准化的语言）是巫术的两项主要内容。 图腾是原始宗教的高级形式。原始人用动物和植物（或其组合）作为自己氏族的名称、性质的图腾物。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信仰的象征，也是氏族部落的组织结构、风俗、婚姻和道德规范的显示。图腾包括图腾崇拜和图腾禁忌，如食物禁忌、同一图腾的部族内禁止通婚等。可见，图腾禁忌是人类道德意识和文明观念的起源。作为原始宗教完备形式的图腾，已经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原始人思维的概括抽象能力日趋增强和伦理意识的逐渐形成。 原始神话是人类心智进化的一个重要形式，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发展得不充分的表现形式。创世、补天、救世等神话形式，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诸如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天灾人祸、社会建构等问题的系统探索和研究成果，以及人们在观念中建构未来社会理想图景的美好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把神话看作是人类理性的早期显现方式，神话的主要内容是想像化的理性的作品。（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81页，商务印书馆，1959。 ）卡西尔专门写了《神话思维》一书，认为神话是认识论的研究起点之一。在卡西尔看来，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的基质而是情感的基质。神话与原始宗教绝不是无条理性的。但是，它们的条理性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统一性。这种情感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之一。在原始人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比情感更社会化的了。神话思维遵循的是部分与整体、物与其属性的等价原则。如果说，占星术反映了神话式的因果概念，那么，炼金术则反映了神话式的属性概念。所以，“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在科学思想的历史上，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注：卡西尔：《人论》，1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在神话思维中， 功能的识别总是先于存在的识别，即被命名。比如某些印第安部族是用同一个词来指称“舞蹈”和“农作”的。在他们看来，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也依赖着正确的舞蹈，即正确的巫术和宗教仪式。卡西尔由此得出结论：“神话制作形式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客观特征，而是人类实践的形式”。（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66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它深化、具体化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理性的实践基础和理性是历史产物的思想。 原始艺术是原始人在生产实践中情感的外在表现。舞蹈、装饰、绘画、雕刻是最具原始特征的艺术形式。在原始社会的早期，语言尚未形成，但动作思维已从肢体的动作变为舞蹈了。没有语言，又要将内心的意欲表达出来，于是手则舞之，足则蹈之。和巫术一样，舞蹈最早也是原始生产活动的组成部分。现代舞蹈，包括社交舞，已成为文明社会的饰品，但无法抹去这种艺术形式深层中包涵的生产和生殖的底蕴。如果说舞蹈是活的图形，那么绘画和雕刻则是凝固的图形。绘画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大标志，因为它要更多地借助观察力、鉴别力和表达力等理性因素。原始绘画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是象形文字的前身。总之，以借助某物为中介来表达情感的原始艺术形式，是对实在的超越和本能欲望的升华，因而也是非理性走向理性的一个契机。（注：参阅夏军《非理性世界》，58～6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 二、西方哲学史中的三种理性形式 在欧洲文明史上，如果说理性的第一个概念形态体现在古希腊哲学中，那么荷马时代的诗性智慧则是原始思维发展到理性古代形式的中介。正是这一特殊的精神文化中介，才迎来了人类第一次理性概念系统的光辉日出。 荷马时代的诗性智慧，是人类理性取得精神统治权前夕的预演，是理性曙光降临的前兆。所谓诗性智慧，是一种以诗颂神、颂英雄的理性，是一种带着生命激情的诗性理性。这是古希腊民族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精神阶段。荷马时代的语言，是一种以显喻、譬喻来组成的语言，这些成分的产生是由于当时还缺乏对事物加以明确界定所必须的种和类的概念。荷马史诗是一部以神话语言、形象方式编纂而成的宇宙生成论，它是以后哲学的、思辨的宇宙生成论的范本。随后的希腊悲剧，则显示了文明时代理性对人生的深刻洞见。总之，荷马史诗、悲剧文学以及天文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一定发展，建构了古希腊哲学诞生的丰厚文化土壤。人类心智经过艰难曲折的缓慢发展，终于发展到心智或精神能以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把握宇宙和人生的诸种关系，人类终于产生了智慧的最美丽的花朵——哲学。 西方哲学史中的第一种理性形式是本体论。它侧重于对客体的认识，反映了古代人直观、隐喻和猜测的思维方式。从古希腊到中世纪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一”与“多”的阶段。该阶段提出的“存在”与“非存在”、“变”和“不变”以及“质”和“量”等范畴，都是“一”与“多”的展开。后来，“一”与“多”的问题上升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这里涉及到“实体”和“属性”、“质量”和“形式”、“潜能”和“现实”等一系列本体论的范畴。最后，进入中世纪神学本体论阶段，其中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接触到了“概念”和“实在”的关系，预示着哲学的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