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法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1999)05－0066－(04) 取消形而上学一直是近代哲学思潮中引人注目的话题。与公开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努力相对应，大部分哲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传统形而上学未曾关注的领域。 这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所意指的东西现在在以如此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流传于以“实证”和“语义分析”为名的种种讨论，取消形而上学最终不过是取消传统形而上学谈论问题的方式或提问的方式。 胡塞尔现象学显然在以不同于康德的方式面对近代以来凸现出来的认识论问题。而在英国经验论或笛卡尔和康德以前占居统治地位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则是传统形而上学在近代转向以来早已不再视为中心话题的一个话题。传统形而上学在自身的传统之中，的确已一再面临问题转向的局面。 在取消形而上学正式成为一个思想口号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所在从事的工作一直就是，取消原来的问题谈论方式，让问题转到更深和更切近当下历史处境的层面。因此，取消形而上学这一较为晚近的近代口号所标出的思想转向，实际上一直就在没有口号的形而上学古、近代演进史上不间断地发生。 形而上学在自近代以来空前厚重的文字堆积史上，已沦为名声不好或声名不振的单词，尽管所有真正洞穿了某种真相的思想论著从未摆脱在暗中以形而上学问题为最终根据的处境。在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可能感受到他们谈论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切身关系，甚至在读过海德格尔之后，再读海德格尔，我们也会觉得海德格尔离我们真是遥远。我们和代代相续的我们的确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感受到同一个问题不变的意义氛围。 在不断流变的问题史上，形而上学（第一哲学、哲学、神学）的问题所指域实际上从未改变。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以雄性和雌性的不同生殖能力来谈论“形式”、“质料”或“其他的本原”，肯定不会有人认真对待这种形而上学谈论方式。教父神学时代所讨论的问题，唯名论和唯实论漫长的争论，甚至康德和黑格尔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读来，都已不再是贴身的问题。我们已经不愿意把哲学史上的所有这些哲学家当作自己论辩的对手，我们已经不再遵循上述种种论辩方式，不再能够加入柏拉图的“对话”或者黑格尔的“思辩科学”。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无法断言今天的我们比起柏拉图来是否前进过一步。这种未必前进过一步的状态的确就是“哲学的丑闻”。“哲学的丑闻”暴露了形而上学问题总是与某种历史处境有内在关联，并只是在与之相关的历史处境之中才能揭示其本来意义，这一形而上学问题的内在困境。形而上学没有为不同世代哲学家普遍持有的问题，也没有有关这些问题的现存答案。它总是由某种历史处境的主观根据出发寻获的问题，而且最终不能免于沦为这一主观根据自身逻辑结构的逻辑陈述形式这一宿命。 但一旦进到形而上学问题所指域的层面，“哲学的丑闻”却有可能不再是对哲学和哲学工作的羞辱。 西方哲学史对“本体论”、“存在论”和“一神”的论证，无论是“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取消形而上学的近现代转向，还是语言学转向，实际上从未脱离形而上学的问题所指域。哲学的时代特征，或者说哲学著述不断的世代累积，所揭示的变化，不外是所有这些互不相同的提问方式对形而上学所指问题领域层层推进的揭示。在这问题所指处，形而上学无疑可以确切地标志出自身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明确的“科学化”和明确的人学化（精神科学化）倾向实际上早已潜藏于西方哲学的发端之初。西方历史自身所借以展开的主观根据一直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话题。 近代自然科学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第一哲学”、“第二哲学”体系分离出来，使我们猛然面对科学和以科学作为时代特征的主观形式现象化的历史。与此相对，公民社会的权利秩序也空前完备地建立起来。以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式追问形而上本体或“神”，以宗教战争来表达这一主观形式的历史，已不可能在普世化的公民权利这一普世宗教和本体论哲学共同坚持的历史根据已然深植于俗世生活的时代，再次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经验形式。 “存在背后的存在”，“理念世界”与作为摹本的现实世界的对立，“三位一体”的“神”和因为“原罪”而无力自赎的“人”的对立……所有这些古代形而上学为之论辩不休的话题，一直就是在论证和述说西方历史借以展开的历史根据的逻辑形式。 早期希腊哲学对“始基”的关注，对“原因”的关注，按照今天的观点，至多可以归结为对科学问题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论述范围，为希腊哲学的“科学”形态提供了一个直截了当的范本。然而，在对科学问题关注的背后凸现出来的恰恰是古希腊历史的主观形式。这些早期的科学叙述并不是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意义上，是后来技术形态的那种关于“物”的学问，而是在“人”、“物”对立的维度上，展露出来的古希腊历史的主观形式，或者说古希腊历史的形上根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以亚里士多德为标志性人物的古希腊科学所要陈述的中心问题，并非作为“物理”的自然世界的“原因”或发生根据，而首要地是古希腊“人”作为历史生者赖以确立的主观根据。 东方形而上学“天人合一”的基本见解一直不曾留意于为“自然”寻找“始基”和“本源”的工作。而这也就是东方历史“人”、“物”不分的主观形式说出其自身的方式。所谓“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对于某种历史的主观形式而言，即是“人”与“物”的分离和“人”借此分离站立于某种绝对自足的主观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