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8862 （1999）08—0016—05 本世纪初，列宁主义在我国指导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人民主要是通过列宁主义而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在本世纪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便来得很晚了。大致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逐渐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于1982年，可以看作我国学术界评述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 一、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初步进行介绍和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引起重视，并且比较全面地介绍到国内来，显然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相联系。不过，应当看到，这时候国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掀起的高潮已基本回落，而且在我国舆论界的主导方面，由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传统观念出发，最初一般是把它看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或称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潮，总之，多半是指责它歪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种种挑战，当然，这种状况随后不久就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个阶段影响比较大的著作， 除前面提到的徐崇温的著作以外， 英国佩里·安德森（PeiryAnderson）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中译本已于1981年出版。《探讨》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囊括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扩展了最初由柯尔施（Karl Korsch）提出， 后来由梅劳－庞蒂（Merleau—Ponty）进一步阐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围。近20年来国内基本上是沿照这个扩展了的范围来讨论的。在80年代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有评介性的著作出现。杜章智所编的《卢卡奇自传》于1986年出版，由于比较广泛地收集、翻译了卢卡奇的一些自我批评和自述的材料，也增强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 （二）80年代后期至末期，热烈展开讨论和争议。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和学术、文化领域“双百”方针的提倡，当人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实际内容后，就对原有的某些比较简单地定性和批驳提出了质疑。1986年8 月在长春市召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发生不同观点的交锋。随后在1987和1988年，国内理论界就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表文章数十篇，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葛兰西的思想，特别是如何分析、评价卢卡奇的奠基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等等。虽然，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自80年代末往后，这场讨论和争议的热潮已发生回落。但它积极促进了以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的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并且波及到海峡对岸，发文章，兴讨论，出丛书，重交流。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热潮。90年代以来，高潮虽已过去，但讨论和研究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三）90年代至今，持续开展翻译和研究。接着讨论和争议热潮而兴起的，是一个翻译和出版原著的热潮。因为争议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都要求直接阅读和研究原著。十余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主要派别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已陆续翻译、出版。海峡两岸曾分别出现合作出版的丛书系列。最突出的是，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已出版译著和著述30余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内已经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比较多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葛兰西思想的评论；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的评论；有关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萨特的评论；有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的评论；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一专题或某一新派别的评论，等等。可见研究的重心是在人本主义的派别方面。此外，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学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性著作，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加〕本·加格尔著）、《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英〕戴维·麦克莱伦著）、《辩证法的内部对话》（〔美〕诺曼·莱文著）等。还翻译、出版了某些工具书，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等。1994、1996 、 1998年都曾召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1996年正式成立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总之，各种翻译、出版和研究活动还正在持续而逐步深入地开展。 二、发生争议的主要问题 讨论中的分歧和争议，主要发生在一些总体性的评论、估价方面： （一）对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的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分歧显然与对他的关键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密切相关，这种评价并且直接关系到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争议之源。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发表以来，对其理论性质和主导倾向的评价，国际上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持基本肯定和赞扬态度者认为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而持基本否定和批判态度者，则把书中的基本观点确定为“理论修正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思想之大杂烩”。国内有的学者把书中的某些“偏颇”和“失误”看作“瑕不掩瑜”，“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有的学者则认为书中的思想“构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的挑战”，“其基本倾向是错误的，影响是不好的”等等。造成这种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凭藉的理论尺度不同，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卢卡奇的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而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则认为卢卡奇强调主客体关系和改变现实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本来思想的恢复和发扬。但是，即使都声称凭藉实践唯物主义的尺度，由于理解的不同，也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评价，比如，一派认为，卢卡奇要求对人类社会生活作整体、全面的理解，即不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是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和高于自然历程的特点，因而贴近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另一派则认为卢卡奇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忽视了“第一自然”的前提，否定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社会哲学；而且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不以劳动为基础，还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并在最后归结于意识，因而不能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