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是,一般地讲,理性总是与人的能力之拓展、个性的自由发展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就是指向建立一个合乎人性的合理社会秩序的。就这一理论传统而言,不管是马克思、卢卡奇还是带有马克思主义血统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阿多诺都没有偏离理性的拯救这一基本思路。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困境及其有关理性的具体阐述又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我们认为,从马克思、卢卡奇到阿多诺及哈贝马斯,本质上是一个由生产范式回到实证的交往范式的理性批判之循环。 一、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历史理性 我们知道,黑格尔那里,理性是游历了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历史、并到达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精神性存在,“蕴含着为自由和合理生活秩序的顽强抗争”(注: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页。)。 黑格尔的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存在,它在唯心主义的语言表述中表达了主体人对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的按照规律所进行的认识与改造的必然性。所以,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就是理性实现的一个特定阶段,历史必然是走向理性的发展与进步的。 马克思把历史首次准确地置回到物质生产基础中: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马克思认为,这样的观点才“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人与其他动物区别的根本不在于意识、宗教等等,而在于物质生产:“一旦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物质生产的历史也是人的能力发展、个性自由拓展的前提,所以,当我们停留在思想、精神领域里谈人的自由的实现、人的解放时,大凡都是冥冥空想,而只有回到真正历史基础上来才可以有资格去谈人的解放。马克思指责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家(鲍威尔等)把人的解放放到精神领域去讨论,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所以,理性就是人们认识、改造客观现实并且同时改造人本身的规律性。 然而,马克思看到,人们在生产自己的物质资料的同时,又生产着一种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页。)。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不断推进的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无中介地直接被社会成员共同地享用的,这里所描述的社会关系便是这种中介。所以,马克思肯定地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以此线索,马克思把人类历史指认为三个基本阶段,首先是人对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此时人的个性是从属于等级制的,最高的统治者与其臣民是严格区分开来的。第二大形态中,人的个性归属于物,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里,马克思看到了理性受损的具体现状:“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 )这种社会关系的物的代表便是货币,货币“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 马克思清楚地把以上现象归之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历史不成熟性:“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197、103、104、120页。 )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