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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理智）。这一时期的其他哲学家，虽然也可能有少数几个例外，但多数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立场是十分接近的。古希腊时期的宗教哲学至少就其主流看，是理性主义的，而不是启示主义和信仰主义的。 随着西方社会由希腊罗马奴隶制向中世纪封建制的过渡，这种理性主义就逐渐让位于启示主义和信仰主义。中世纪的宗教哲学的基本形态只有一个，这就是基督教哲学，亦即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这一时期宗教哲学所取得的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于：它终于消除了在亚氏哲学里形成的抽象的傲气和养尊处优的习性，而屈身对基督教神学的理论作起具体的哲学论证来了；它不仅对上帝的存在作出著名的“本体论证明”（安瑟伦）和“宇宙论证明”（托马斯），而且，对作为终极实在的上帝的神性——不变性、创造性、永恒性和至善性等也作出了系统的哲学论证，最后，终于汇成了一个囊括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历史观的博大体系。中世纪宗教哲学至少就其丰富的内容和系统的形态看，是仅仅宣布宗教哲学是哲学之一个分支这一抽象信念的古代希腊宗教哲学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它却是以放弃哲学尊严、放弃古希腊宗教哲学理性基础为代价来取得这一历史性进步的。尽管中世纪宗教哲学家用理性，用“自然之光”为基督教神学作出了种种论证，尽管他们中有人如托马斯甚至承认有所谓自然神学即“哲学中的神学”（托马斯语），但他们还是宣布唯有靠上帝的天启，唯和凭借上帝的“永恒之光”，才能认识全部神学真理。信仰的原则、启示的原则始终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不容置疑的至上的原则。 信仰的原则和启示的原则虽然支配了西方宗教哲学长达一千多年，但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到来，理性原则又重新成了宗教哲学的支配原则。在近现代宗教哲学家中，尽管马丁·路德发出过“理性娼妓”的咒语，尽管有雅可比这样的“信仰哲学家”，尽管晚期谢林主张“天启哲学”，但笛卡尔以来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却基本上持理性主义的立场。笛卡尔既然一方面把上帝宣布为“绝对实体”，另一方面又把实体定义为“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这就意味着上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定义、可以理解的“事物”；斯宾诺莎不仅把上帝宣布为“唯一绝对必然的实体”，而且还进而把它宣布为“自然”；莱布尼茨把上帝理解为创造其他单子的最高级的“单子”，他虽然认为上帝也有意志，但却认为上帝的自由选择总是“基于符合他的智慧的选择理由”的。康德要阐明的宗教，如他所说，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黑格尔的上帝，如费尔巴哈所说，无非是绝对精神的化身，他的宗教哲学，也无非是“理性化了的神学”。理性主义宗教哲学不仅在近现代哲学界居主导地位，而且在近现代神学界也有广泛市场；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便是所谓自然神学或自然神论。近现代自然神学与托马斯的自然神学不同，它不再隶属于启示神学，反而成了根本排除启示神学的东西。依照自然神学的观点，上帝仅依据可为人类了解的理性法则创造世界，而且世界一旦造就，上帝就既不干预自然进程，也不干预人类行为；因此，天启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人们只要依靠理性就可认识上帝依照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和依照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从而获得全部宗教知识。反对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