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曾于20世纪初到4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所扮演的这种主角被以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所取代。实用主义进入低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然而从这时起，实用主义复兴逐渐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容，令实用主义传统得以复原并获得新的激励力量”（R.J.伯恩斯坦语）。同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实用主义又一次兴盛起来，显示出其新的特点。作为西方大国思想的最典型形态之一，这一复兴现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深思。 一、复兴运动之聚成 本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取得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已开始暴露出其教条、学究气、狭隘等弱点。正是在这时，一直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W.V.O.奎因， 向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重要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1951年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尖锐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表达了转向赞成实用主义的强烈倾向。他断然宣告：“一旦抛弃了这两个教条，就会打破思辨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就会转向实用主义。”接着他又进一步明确表示“赞成一种更加彻底的实用主义。”（注：奎因，1987年，《从逻辑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9页。）在逻辑实证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之时，奎因从这一阵营内部竟然严厉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教条，并公开说“赞成”实用主义，这无疑是一大惊人之举，表明奎因思想观点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德国著名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甚至称这篇论文“树立了一块哲学史上的里程碑”（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03、4、204、209、363、4、5页。）。 作为哈佛大学已颇有名望的教授和研究员，奎因对实用主义的褒扬和推崇，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奎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可以被看作是首先把实用主义推向复兴之路的关键之作。 然而，仅靠奎因一人之力，实用主义的复兴显然孤掌难鸣。60、70年代以来有两位哲学新秀登上了当代美国哲学舞台，他们是在哈佛大学执教的H.普特南（1926— ）和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执教的R.罗蒂（1931— ）。普特南从科学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进一步深入研究詹姆斯、皮尔士、奎因的思想，尤其是把杜威作为研究重点。普氏因学术成就卓著而赢得与奎因齐名的声望，被誉为“一位思想深刻、具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注：W.施太格缪勒，1992年，《当代哲学主流》（下卷），商务印书馆，第203、4、204、209、363、4、5页。 ）。罗蒂则在詹姆斯，尤其是杜威的影响下，用实用主义精神写出引起很大反响的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对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批判，使罗蒂意识到实用主义的独有的魅力，并决心皈依实用主义。罗蒂高度评价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对人类精神生活所作出的最杰出贡献”，并把杜威视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伟大哲学家之一。（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 315、341、277、307页。）普特南因在哈佛大学开设“詹姆斯哲学”和“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课程而奠定了他在复兴实用主义进程中的历史地位。1976年普特南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主席，1979年罗蒂就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他们阐发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他们显赫的学术地位，使得他们在促成实用主义复兴局面形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除了奎因、普特南、罗蒂外，对实用主义复兴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工作、起了作用的，还有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如D.H.戴维森、R.J.伯恩斯坦、I.哈金、C.韦斯特、J.麦克德米特、J.E. 史密斯等人。戴维森是当代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是语言哲学中“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他的学术成就被罗蒂看作是“当代分析哲学中整体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1、431、8、47、48、327、7、315、341、277、 307页。），而他关于拥有真理就拥有实在的论断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新形式。（注：罗蒂，《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载于利波尔编《真理与解释》，1988年英文版，第345页。 ）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的伯恩斯坦明确认识到实用主义复兴的必然性，洞察出“当代哲学的种种倾向中体现的辩证法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实用主义的灼见”。伯氏试图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揭示当代分析哲学观点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他还希望通过克服他所说的“笛卡儿式的焦虑”（即对固定的限制措施的寻求），来超越实在论和相对主义之间假想的对立，并倡导一种“有立场的多元论”，进而承认所有研究的可错性以及视界和解释的多样性。在他看来，这些观点代表了“美国哲学传统的主要特征”。麦克德米特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展现了实用主义与时代精神的关联。史密斯以一种全景的方式揭示了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哈金以实用主义作参照重新探讨了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中的问题。 一般来说，谈论较多的是实用主义的复兴，而“新实用主义”则是实用主义复兴的一种重要结果或形态。有些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分为左翼（罗蒂为代表）和右翼（普特南为代表）。罗森塔尔把“古典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复兴”、“新实用主义”加以区别，重点指明新实用主义（如罗蒂）虽然深受古典实用主义的影响，因而它的某些创见也与其关系甚密，但“其创见所依据的问题和替换物的总构架却与实用主义特有的构架全然不同；在前者中所有存在的哲学问题和可供选择的哲学立场，在后者中却变成了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注：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载于《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4、53、55、55～60页。 ）英国实用主义研究者苏珊·哈克把实用主义区分为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如奎因、普特南）、革命的实用主义（如罗蒂）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一派（如伯恩斯坦）。在哈克看来，实用主义最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贡献是在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传统内作出的：除奎因、普特南以外，还有F.P.兰姆塞对信念的行为主义研究，N.R.汉森对科学发现的混合模态三段论逻辑思想的辩护，W.塞拉斯对解释一致性概念的呼吁，G.哈曼对导致最佳解释的推论的呼吁，K.阿佩尔认为需要把对实用主义维度进行的解释作为塔尔斯基真理语义论的补充，N.莱肖尔对成功标准的研究和对认知方法的改进，B.亚丁对科学进步的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社会政治问题日益突出以及罗蒂把实用主义推向社会和文化一类部门，在政治、文学批评以及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以F.兰特瑞恰、W.沙文、D.沙林、S.菲什、S.沃林、M.沃尔兹、B.巴伯以及J.斯托特等人为代表的复兴实用主义的思潮。正是这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这一思想丰富、观点各异、影响深广的实用主义复兴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