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思想家尼采是一位不断引起争议的人物。他提出的“酒神精神”一度被斥为“残忍的兽性”，他的名字也与纳粹相提并论。（注：[美]W.考夫曼编《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8页。）近来在国内学术界的“后现代”热之后又兴起一股尼采热，这一次是把他的“非理性主义”当作浪漫主义式的叛逆精神而大加赞美。无论斥为反动还是捧为革命，有两点大概是人们不假思索的共识：一是视尼采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鼻祖”，以酒神精神反抗理性传统；二是认为他倡导浪漫主义哲学，要求个性自由。（注：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134—135页、第224页、234页。 ）至今国内各类西方现代哲学的教科书都给尼采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似乎尼采哲学就是一种不要任何约束而放纵自我本性的哲学。 阐释尼采不能离开他的文本。如果细读一下尼采本人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发现：一，尼采反复声称日神与酒神同属艺术范畴，从未把日神等同于理性或科学。《悲剧的诞生》（注：Friedrich,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1870-1),trans.Francis Golffing.Doubleday & Company,Inc:1956.中译参照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中与酒神精神相对立的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二，尼采本人对浪漫主义有严格的界定和批评，把它视为一种“自然主义的激情”与酒神精神相区别。以下就尼采的日神、酒神、理性、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理论与历史表现两方面谈谈笔者的看法。 《悲剧的诞生》开篇即言：“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两者不断“撞击”并“和解”才产生艺术，缺一不可。就艺术理论而言，这一二元性思想贯穿尼采的作品，从未偏废。日神阿波罗是一切造型力量之神，把事物与自然母体分离，按“个性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赋之以形式。但艺术家把原始的激情定型成艺术作品的过程不是在清醒的理性意识下完成的，而是在梦幻之中运用“更深刻的认识能力”达到的。这种“象征性”的认识能力构成了艺术的特征。 因此日神非但不是有害的，而且是完成艺术的关键力量。它与科学思维有严格的区分：科学运用逻辑推理，而艺术需要直观的象征能力。应当指出，把艺术与科学、象征思维与理性思维分离的观点并非始于尼采：17世纪意大利的维柯把艺术思维称作“诗性逻辑”（poetic logic），不同于科学逻辑（scientific logic）；以后卡西尔明确表示“逻辑本身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它被划分为互相分离而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想象的逻辑和理性的科学思维的逻辑。”（注： Ernst Cassirer Essay on Man.中译参照甘阳译《人论》，译文出版社，1985 年， 第175页。） 日神力量是将某种原始、基本的东西用一种形式固定下来，这种东西就是酒神。这是一种“醉”的状态，当此状态的人放弃自我，“醉倒在大地上并与大地融为一体”。在尼采看来，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就是个体的生命。酒神的作用在于冲破自我，把个人投入波澜壮阔的生命源流，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 由此可见酒神精神的本质是消除主观自我达到客观。这不同于浪漫激情的主观抒发。尼采强烈反对主观的艺术：“主观艺术家不过是坏艺术家，在每个艺术种类和高度上，首先要求克服主观，摆脱‘自我’，……没有客观性，就没有最起码的真正的艺术创作。”他指责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以“炽热的情感取代酒神的兴奋”，这种虚张声势的修辞抒情“绝对不能进入艺术范围的思想和情感。”有人曾把酒神精神比作弗洛伊德学说的“本我”，（注：Keith M.May Nietzsche and the Spirit of Tragedy,Macmillan,1990年，p.2.）但本我是一种个体性的动物本能，而尼采的酒神却正是要打破个体。 自我解体是艺术家应走的第一步。但自弃不等于艺术。尼采明确指出“在酒神的希腊人同酒神的野恋人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古巴比伦人也有酒神节，但其狂歌欢舞仅仅是“人向虎猿退化的陋习”而不是艺术。是什么使希腊人的自弃成为艺术？正是“那种奇妙的二元性”，是“巍巍然屹立的日神”阻止了酒神活动，并顺势塑造成稳定的艺术形式。然而任何形式必然是一种约束，野性的酒神必要寻找反抗的出路，于是两种相对力量此消彼长，最后在一个适当的时刻达到和解：这便是艺术史上的最高成就——古希腊悲剧——诞生的时刻。它既充满激情，又给予“形而上的慰籍”，是日神和酒神这对父母共同生育的孩子。 通过概念分析我们看到：酒神精神如同汹涌的欲望之河，时时冲破个人屏障，使人回归宇宙本源，获取新的动力；日神精神是坚实静穆的堤坝，它约束并规范流水，提醒人认清人生的界限，重建新的自我。经过日、酒神作用后的自我已不是原来经验现实中的理智的自我，而是既具个性、又与大地血脉相通的自我，是“本人形形色色的客观化”，是“根本上唯一真正存在的、永恒的、立足于万物之基础的自我”。在此意义上，尼采与康德相仿，康德以具有“先验共通感”的艺术来沟通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世界；尼采则将艺术喻为杂技表演者，优雅地走过架在无底深渊上的窄桥（注：尼采《人性，太人性了》，载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第208页。）。 他的艺术从“自我的束缚中逐渐摆脱出来，……直到最后仿佛可以完全解除：这个‘仿佛’乃是艺术中必然发展的最高结果”。“仿佛”在此是指：艺术作为一种存在必然采取一种固定的形式，而在最好的艺术中，形式如此自然地从内容中诞生出来与内容合成一体，艺术的两大力量结成如此紧密的神圣联盟：“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说起酒神的语言来”，以至于旁人再也无法区分内容和形式，酒神和日神，艺术家和艺术品，“舞蹈者和他的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