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后的今天回顾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大约更为瞩目于“启蒙”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中的首次引入。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启蒙仅仅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仿佛从此便能造就一代迥异的新人，而历史也将由此一路高奏进步的凯歌。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正如福柯所说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正在试图回答这个两世纪前如此鲁莽地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注：福科：《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3页。）那么，在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表明，我们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一再与启蒙遭遇。太多的话语增殖与意义泛衍使启蒙的问题依然隐晦未明，以至于在今天，我们同样不得不追问：什么是启蒙？ 对启蒙的一个流俗理解，就是基于发生学的原因而赋之以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内涵。考虑到这是在西方18世纪特定的语义构架中作出的历史性界定，其普适性与作为元叙述的正当性难免有可疑之处，事实上，由此而来的一个理论盲点就是启蒙的现代性维度的失落。由于我们自居为已经启蒙了的一代，启蒙便似乎成了一个略带怀旧色彩的词汇而与现在了无相关。因此，我们必须重提启蒙的现代性问题，套用海德格尔初看近乎戏论式的话来说，这一问题最终要澄清的乃是：人何以在现代中走向现代？ 一、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的回答 无庸置疑，启蒙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标识，这个时代又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当然，“理性”并不是启蒙时代的发明，它滥觞于古希腊的哲学源头，而至迟在17世纪就已成为欧陆唯理论的运思基点。因此我们必得追问的是：使18世纪有别于前期而被称为“理性时代”的特殊意义又何在呢？恩斯特·卡西尔大约也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来从事其启蒙哲学研究的。在他看来，与17世纪通过抽象演绎以构造体系不同，启蒙哲学的基本方法论特征乃是实证分析和理智重建，也就是说，现存的一切，即便它是源于启示、传统或是权威，首先都必须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成分，然后再按照理性的规则将它们重建为一个整体（注：参见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这一基本的方法论显然建筑于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理性本身的同一性与永恒性，因为虽然所考察的经验事实千差万别，而理性作为这样一种分析与重建的双重思想运动对所有的考察对象却都是普适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为启蒙运动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注：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事实上，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就是这种启蒙精神的完整体现，通过对纯粹理性在理论、实践、审美三方面之运用的批判考察，康德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一人文主义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将其形而上学奠基于人类学的基础之上。既然理性是一种把人类“和其他物件区别开，以至把他们和被对象所作用的自我区别开的能力”（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 人之为人恰恰在于人有理性的自律，那么在一切事物面前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显然就是人走向成熟状态的标志，这就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康德的启蒙观，我们会发现两个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层次。众所周知，西方形而上学自巴门尼德以来，首先形成的乃是源远流长的本体论传统，亦即相信在一切现象的背后，都有某个比现象本身更为实在、更为有价值的超验本体，由于它随时在场，或者用柏拉图的说法，它是“永恒的现在”，因而世界或历史就处在根本的同一性中。自斐洛将希腊哲学引入希伯莱传统之后，“本体——上帝”的结合即成为整个中世纪哲学的基本母题，因此本体论根本上是一种神本学，而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整个近代哲学，正是基于人本学的立场对神本学的否定，如果说这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得到了首次明确的表述，那么康德的“批判哲学”则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人本学的基本蓝图。先验的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成为宇宙同一性的支点，人在为自然界立法的同时也为自己立法，前者体现为自然规律，后者体现为道德规律，先验理性取代宇宙本体成为形而上学的惟一对象。由此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恰恰就是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包含这样两个层次：其一，揭示出前一种同一性的虚假性；其二，以一个真正的同一性来取代前一种虚假的同一性。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两个层次事实上并不总是契合无间的。 如果说本体论的同一可表述为“永恒的现在”，即一个包含了过去并延伸到未来的总体性，那么对本体虚假性的揭示则显示出“当下的现在”的特征，它是对“永恒的现在”的突破，是被引入到同一性中的断裂和死亡的当下生成。在康德的启蒙观中，这种对差异性的揭示却依然被笼罩在本体的同一性中，换言之，差异性的引入最终乃是为了完成新旧本体的置换。随着新的本体“理性”的确立，表征差异与断裂的当下性却又一次为永恒的总体性所遮蔽了。 作为元叙述的“理性”必然是抽象的，至少它向上回避了任何系统陈述的不完备性（如哥德尔所揭示的）而抽象了真理，向下抹煞了人的其他精神属性而抽象了人，另外从实证分析到理智重建之间的“致命一跃”，亦非借助于所谓的“必然性”所能弥合。理性主义的缺失面使其暗含了一种自身的辩证法，在为现代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同时，启蒙理性逐步显示出一幅自我摧毁的悲剧图景。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厄运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就以沉重的笔触这样写到：虽然“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注：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